论及文学与书法之间的微妙关系，吴德旋说“王右军书如《史记》之文，变化皆行于自然”;刘熙载说“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也”;张怀瓘说“文章发挥，书道尚矣”，又说“理不可尽之于词，妙不可穷之于笔”;戴熙说“诗、古文、词，耳学也;书画，目学也”……这些宏论足见文学与书法自古就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探讨这一话题，可以打入的角度也很多，我不妨拈出“古典”二字，作为二者交融共生的切入点，同时用十字架这个比喻来说明。一方面，文字的实用功能与书法的审美功能构成一个自身的十字纵向;另一方面，文学的怡情功能与书法的艺术功能构成一个互为表里的十字横向。
什么是古典?从字面看就是古代的经典，包括物质构造形态与精神文化结晶。古典对于今日普罗世界之意义不言自明，而文学与书法两种极具传承性的文艺学科，其自身具备的古典养料是每一位有志于此者的饕餮大餐。但遗憾的是，今日之古典精神式微久矣。一个动辄就取得国家级书法大展冠军的书法家，丝毫不懂诗词格律早已是见怪不怪了;而一个资深的格律诗大家却分不清书法五体，这也同样令人汗颜。试问在过去的一百年，那些活跃在民国前后的文学家书法家，哪一个不是诗文书法各显神通的好手?
历史地看，按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古代中国的魏晋时期既是文的自觉，也是人的自觉，而贯通二者并在中华文明灿烂星河中永久闪烁夺目光华的，恰是书法艺术。斯时书法名家辈出，多种书体齐备，王羲之《兰亭集序》在文学史与书法史上的辉煌地位就此奠定。而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陆机，也留下了最具代表性的文人章草杰作《平复帖》。由晋而唐，李白、贺知章这样的大诗人均有书法名作传世，而文坛泰斗韩愈则有《送高闲上人序》这样的书法理论经典。到了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可以说把文学与书法玩得样样精通，成为后启元明清三代文人的不二鼻祖。像苏轼行书自作宏文《赤壁赋》，大楷欧阳修《醉翁亭记》《丰乐亭记》，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白忆旧游诗卷》等，都是千古书文佳构。从此，书法艺术与诗词文赋的合流成为一个高雅脱俗文人的必备学养之一，哪一样不精通，都玩不好，甚至遭人嘲笑。可惜，这种状况在“五四运动”时期遭到了巨大冲击———简化字、横式书写、标点符号、西洋钢笔引进、照相术……诸如此类，都是对文学特别是书法古典精神的无形破坏。古典，无可奈何地式微了。
如今书坛，古典式微，文气业已丧失殆尽。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我以为，书法亦然。篆隶楷行草均讲究贯气、才气、志意之气。贯气，首先要求文通字顺，一以贯之，纵横捭阖，不能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这既是诗词文赋的基本要求，也是书法创作的最低标准。同理，欣赏者在赏读一件书法作品时，也要有贯气之感。我们今天那些热衷于或者说不得不抄抄唐诗宋词的大多数书法家，甚至连几首比较稀见的唐诗宋词都不能背诵下来，还要写一句读一句小本本，那气能不断吗?才气，既要有书法创作风格与众不同的超凡脱俗，又要有自作诗词文赋、字字珠玑的雅人深致。这一切，对于活跃在当今书坛上小学都没学过繁体字、没看过竖版书的那些青年人来说，要求似乎是太高了。
张怀瓘所说的“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堪称定论。当代很多书法家早将古典文学架空了，纯粹写书法无疑是对古典书文合一方式的离经叛道。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判断标准固然有很多，但其中必须有一点，那就是文学性，做到内容优美，文采斐然，语言简明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和宇宙气息等等。而达到这一完美结合点的创作者也应该首先是一个文人。唯其如此，从书法艺术的自觉到诗词文赋的自觉，横亘千年文明的中华文脉，才可以用中国书法的片纸只字予以贯穿。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仔细研读某件书法作品，是可以窥测到作者的文人心性以及文学修为的。但遗憾的是，我们当代的书法作品气息越来越浮躁，我们的书法家也越来越不像文人，悲哉!
有感于此，部分书坛有识之士重新关注古典文学与书法这一对有极近血缘关系的姊妹花，是有着深刻意义的。从古典的角度，我觉得可以做好以下两件事情来添砖加瓦。一方面，教育从娃娃抓起，从小学开始，发扬古典主义精神，增设国学课，认认繁体字，读读竖版书，学学毛笔字，对对笠翁韵，背背唐诗宋词，这都是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筑基之举，这是根本。另一方面，我们的各类书法展览要加重古典精神天平的砝码，淘汰那些内容粗俗不堪缺乏文学性的作品，剔除那些横涂竖抹、乱头粗服的鬼画符作品，还可以用一些类似电视选秀形式的古典文化试题考考那些写字高手，从而更好地传承古典精神，弘扬书道文明。
张怀瓘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爱好文学、爱好书法的文人雅士，理应具有一种为文艺而殉道而传道的精神，理应继往开来，勇于担当和探索，高举古典精神这神圣的十字架，更好地建构古老东方文明中文学与书法的辉煌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