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克鼎
大克鼎又称膳夫克鼎，西周晚期(孝王时期)一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的青铜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笔者曾多次到上博去考察这件稀世之宝。大克鼎器形硕大，鼎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口径75.6厘米。细细观察这件宝鼎，它的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鼎口有大型双立耳，口沿微敛，方唇宽沿，腹略鼓而垂，称敛口侈腹，是典型的周鼎器形之一。鼎足着地点比上端略宽大，重心略向外偏，是商代柱足演变为周代蹄足的重要例证。大克鼎颈部饰有三组对称的变形饕餮纹，相接处有突出的棱脊，凡六出;腹部饰一条两方连续的大窃曲纹，环绕全器一周。鼎足上部另饰有突出的饕餮形象三组。鼎耳饰有相对的龙纹。
大克鼎实物图
大克鼎的身世比较传奇。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它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的一处窖藏，窖藏中有1200多件青铜器。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套七件小克鼎、一套六枚编钟(克钟)，另有二件、镈一件。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收藏大克鼎的潘家人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被潘家人回绝。到上世纪30年代中叶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场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在抗战时期，潘家人把大克鼎、大盂鼎和一批青铜器装箱深藏于屋子底下，书画和小件古董三十几箱藏进夹壁。城陷后，潘家前后闯进七批日本强盗，一遍遍地搜刮，财产什物损失殆尽，连日军司令松井都查问潘家收藏，却到底没有发现大鼎的踪迹。
抗战胜利后，宝鼎再次浮出水面。潘家人把大鼎藏在一间屋里，用旧家具破杂物覆盖，再将整间房屋钉死，不准人员走动和居住。1951年，移居上海的潘家孙媳妇潘达于寄出一封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后来，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义举。(本讲座曾在第四讲介绍过由潘家保护的另一尊大鼎——大盂鼎，编者注。)
大克鼎铭文拓片(局部)
大克鼎腹内壁铸有铭文两段，共28行290字，主要记录了克这个人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加封赏赐大量土地和奴隶。鼎内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的内容分为两段，首先是器主克在赞美其祖父师华父功绩的同时，记叙周王任命克担任膳夫之职，担负出传王命的重要责任。西周时期的职官授受采用的是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因而青铜器铭中往往可见长篇赞美祖先功绩的文字，这种习惯既是出于礼仪的要求，亦承载着宣明继承资格、表达效法祖先继续尊奉王室的决心的政治作用。贵族的官职虽出于世袭，但必须经过天子郑重地重新册命，以显示王权的威严，而授予的职位亦可以与先祖有所不同。如大克鼎铭文显示，克的祖父担任的是“师”的官职，而到克时则改任为“膳夫”一职。
根据《周礼·天官》的规定，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凡天子日常饮食先行尝食后才能进呈食用，而天子宴饮或祭祀献食时的各项礼仪工作也由膳夫负责，膳夫可谓是天子的近臣。然而膳夫的爵位并不是很高，只相当于“上士”，似乎与“出纳王命”的职责不相符合，与克同时拥有七个列鼎的排场也不相当。清代学者孙诒让的著作《周礼正义》为我们解释了这一疑团：由于古代职官时有分合演变，很多职官彼此关联，名称互相通用。如西周职官中负责管理官员的“治官之属”包括大宰、小宰、宰夫，三者职能各不相同，却都可以通称为“宰”。而属于宰夫治下“食官之长”的膳夫，其官名也可以和宰夫通用。
据《周礼》的记载，宰夫的职责恰恰是“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与天子对克的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要求正相吻合。因此，大克鼎的主人担任的应该是宰夫的职务。大克鼎出土后，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考释，其中著名的有孙诒让的《克鼎释文》和王国维的《克鼎铭考释》等。
大克鼎铭文的格式、体例以及铸刻方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青铜器的铭文是按照墨书原本先刻出模型。大克鼎铭文写在乌丝栏之内，字形修长婉转，章法整齐排布，这样再经过翻范铸造出来，整个制作过程十分考究。另外，由于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精湛，铭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此铭文字体规范、字迹优美、笔画圆润，如折钗股，富于弹性。铭文章法结构与器形和谐统一，这是西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金文书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