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坚持认为，情感表达才是书法作品的终极目标，只有通篇洋溢着浓郁的思想情感的书法作品才是好作品。任何作品，如果缺乏情感的表达，就会变成僵化的死的东西。不能以情造境、以情感人，艺术也就失去了它的根本意义。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一文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作诗作文如此，书法作品也是同理。
五体书法，篆、隶、真、行、草，前三种虽为静态书体，其实它依然有作者的思想情感之融入。孙过庭说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这就是说，书法家书写不同内容的作品，其思想情感是颇不相同的。书写小楷作品尚且如此，那书写行草书甚至大草作品就更是情绪昂扬、感情充沛了。
我们看张旭的《古诗四帖》和怀素的《自叙帖》以及毛泽东主席的那些草书代表作，飞动昂扬、气势奔放的点画线条所营造出来的那种神秘意境是非常打动人心的。张旭的草书以雄浑奔放的气概、纵横捭阖的笔势和恣肆浪漫的神态而为世人看重。吕总《续书评》云张旭草书：“立性颠逸，超绝古今。”苏轼《东坡题跋》载：“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为神逸。”米芾《海岳书评》云：“旭如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项穆《书法雅言》：“真书绝有绳墨，草字奇幻百出不逾规矩，乃伯英之亚，怀素岂能及哉。”刘熙载《艺概》云：“韩昌黎谓张旭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此语似奇而常。夫鬼神之道，亦不外屈信阖辟而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怀素《自叙帖》局部
怀素与张旭性格都很疏放率真，不拘小节，尤喜杯中物。据说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怀素也曾一日九醉，时人常呼之为“醉僧”。他曾在寺内粉壁长廊数十间，每因酒后小豁胸中之气，便提笔急书于粉墙之上，其势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满壁纵横，又恰似千军万马驰骋沙场。为此，时人又称怀素为“狂素”，说怀素之于张旭，是“以狂继颠”。
而看弘一法师晚年的书法作品，则是另外一种感觉，犹如浑金璞玉，清凉超尘，精严净妙，娴雅冲逸，富有乐感，朴拙中见风骨，以无态备万态，将儒家的谦恭、道家的自然、释家的静穆蕴涵于其中，观字犹闻佛法，爱而宝之者顿生欢喜心，得者珍如拱璧矣。
弘一法师《入于照以》联
毛泽东主席的书法受怀素狂草和北碑书体影响，大度开张富有浪漫气质与领袖风范。他手书古诗词，在诗书合璧之境界上已臻化境。从其大量作品来看，他的书法和诗意极为融洽，浑然一体，豪迈、苍凉、委婉、激越，风雨雷电、水流花开、天地肝胆、大泽龙蛇，其博大之心胸、纯美之诗情跃然纸上，不可端倪。毛泽东以一管狼毫，在尺幅之间穿越时空，抒发的是指点江山、书生意气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
王羲之《兰亭序》点画从容、节奏舒缓，在一种轻拂徐振的书写当中表达了作者无意仕途、纵情山水的思想感情。这种情感不仅仅是从书写的文字内容来判断，从作品的笔墨线条亦能或多或少感知得到。只不过，书法家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其思想情感必然会受到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文字内容之影响。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文人雅集，曲水流觞，作者有感而发，推物及人，感时抚事，读之不免使人产生出尘之想。
颜真卿《祭侄文稿》追叙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取义成仁，英烈彪炳之事。祭悼其侄颜季明更见疾痛惨怛，哀思郁勃。本帖通篇用笔之间情如潮涌，书法气势磅礴，纵笔豪放，一泻千里不可遏止。常常写至枯笔，更显得苍劲流畅，其英风烈气，不仅见于笔端，悲愤激昂之心情流露于字里行间。
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是其行书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当时惆怅孤独之心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之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因字赋形，姿态各异，奇崛恣肆，变化万千。
古人经典之作在书作者个人情感的表达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用心去感受的。古人之所以伟大，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原因就在他们能够在精湛的技法技巧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将自己的作品上升到“道”的层面，唯其如此，才能耐久玩索，百看不厌。而时人之作品，尽管很多在技术层面上已经做得足够好，但精神层面的东西还是相当欠缺。看过一两遍也就顿感索然无味了，遑论传之久远也!
当下展览之作品，即便是那些获奖作品，也还只是从技术层面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接近古人的程度。由于当下书人综合素养无法与古人相提并论，尤其是“文气”的亏欠，诗意便无由产生，境界则无从谈起。相比之下，某些老辈书家因学问做得比较扎实，且兼具深厚之临池功底，故而其作品在境界格调和思想情感的表达上就高出很多。中青年书家当中虽亦不乏出类拔萃者，但更多的作者在这一方面就显得比较薄弱。归根结底一句话，还是读书不多，思想修养不到而不做学问或学问做得尚很肤浅所致。
有人抛出一个我认为比较荒谬的观点，说能否在书法上有较高造诣，与读书多少和是否做学问关系不大。理由是，当下很多大学教授、学者和作家都并不擅长书法。此言乍听十分有道理，因为这也的确是当下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我认为，话应该这么讲才对，即读书多、学问做得好的人不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书法家，但真正算得上优秀书法家的人一定是读书多、学问做得好的人。因为读书多、学问做得扎实，仅仅是具备了书外功夫，如果不扎扎实实做书内功，疏于临池，对古人经典未能深入，则肯定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反之，如果只是一味临池，对着古人碑帖描描画画而疏于读书和做学问，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卡壳，很难再有什么大的突破，更不会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艺术境界。我们看古人的经典，感觉有厚度、有思想、有境界，底气十足，毫无怯懦之处，原因正在于此。学力精神所致，岂有他哉!
一个人思想情感的培养，除了个人性格、生活阅历、人生经验之外，读书做学问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而通过读书做学问，可以不断完善一个人的人格精神，提升其思想境界。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胸中有丘壑，下笔自然不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苏轼讲“学书之法，见狭、识浅、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黄庭坚也说：“胸中有道义，再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其中之深意，不言自明。
因此，我们一定要抛弃那种不读书做学问照样能学好书法的荒谬观点，树立正确的学书理念，以古圣先哲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在发奋临池、做好书内功的前提下，多读书读好书，尽可能多地关注学问和社会民生之事，争取做一个有思想、有品位、有格调、有境界的人，才会培养出丰富的个人情感。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人，才可能创作出具有浓厚思想情感的艺术作品，从而获得社会和历史的充分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