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毛公鼎
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岐山，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鼎内铭文记载了毛公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是一篇典型的册命辞。从文献内容上来看，它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毛公鼎实物图
1843年，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庄稼地里挖出来。有古董商人闻风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在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一千两，此鼎被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然而1911年端方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却被革命军所杀。民国时期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俄国人在天津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方家人购买，端方家人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遂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其上海的寓所里。临走之前，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曾差点被日军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运回上海。后来毛公鼎被典押给银行，由巨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才不至于流落他乡。
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院，后被运至台湾。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毛公鼎成为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
毛公鼎铭文拓片
毛公鼎造型浑厚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其高度和重量与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区别很大，但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已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多的，有32行499字，为西周青铜器之最，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毛公鼎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表现出上古书法的典型风范和理性的审美趋尚，体势显示出大篆书体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瘦劲修长，不促不懈，仪态万千。章法纵有行而横无列，宽松疏朗，错落有致，顺其自然而不做作。通观这种不整齐的意态，反而是不饰雕琢的大美，呈现出一派天真烂漫的艺术意趣。铭文文字书写的完美布局，表现出西周晚期的文字书写形成了具有纯熟书写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形式和规律。
与大盂鼎的方笔相较，毛公鼎铭文书法的笔法变为圆笔，清润精严，线条浑凝朴拙，用笔以中锋裹毫为主，线条似“屋漏痕”。在具体书写中应是逆锋而入，抽掣而行，提笔中含，锋在画中而至于收笔，其收笔未必笔笔中锋，只是轻按笔锋停止即可，即所谓“平出之法”，因而在临写时应特别注意表现出线条的浑厚、拙重与雄强之气。但在表现轻重变化笔意时不可有故作颤抖之笔，否则难以体现其真意而毫无生气可言。毛公鼎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临摹范本。清末民国以来，学习研究金文的几乎没有不临摹毛公鼎的，吴昌硕、黄牧甫、章太炎、罗振玉都极为喜爱此鼎铭文，反复摹写并留下绝好的临作，以供后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