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秦公簋
秦公簋，春秋中后期秦景公时青铜器，是秦公之祭器，也是国之重器，在秦汉时曾被当作容器使用。簋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1921年出土于甘肃天水，1959年由故宫博物院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现藏于此。
秦公簋实物图
观其造型，颇具有西周晚期同类器物的遗风，敛口，鼓腹，盖有大捉手。器身装饰兽目交连纹、垂鳞纹、横条沟纹，盖沿和口沿每组纹饰间还设有上下相反的浮雕兽首，殊为奇特。此簋的形制、纹饰、工艺及铭文字体均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辨析、揭示那些特征是青铜器研究领域众心所向的工作，对秦国青铜器发展序列体系的构建更具标志性价值。如其圆腹无珥且兽耳深度退化，圈足外撇而省略支足的形制，其细密繁复形态有异于中原同类图案的蟠爬纹，其可连续压制图模的纹饰板印法，以及铭文单字制模一一打就的方块印字法，不仅充分显示了春秋中晚期秦器的特有风格，更反映了是时秦国青铜制作工艺技术的进步程度。
王国维视此簋为秦都徙雍后所作西垂陵庙之器，后属秦汉时西县官物。此为不刊之论，后世无异议。此可证秦都东移后，祖邑宗庙未废。宗庙所在地应为旧都，但此簋出土地是否即为宗庙所在地呢?既为汉代西县官物，且已被作为量器使用，肯定早已不在宗庙之内，故将此器出土地论定为秦都所在是难以成立的，何况簋的具体出土地点，至今尚属疑案。不过，此簋出土地红河乡一带正是考古所揭示的秦文化遗存密集区，此簋与秦人活动之间的地域关系是不容否认的。就此而论，此簋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重要地位难以动摇。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国兴起，但这时各诸侯国的金文大都沿袭西周的书风。这种庙堂文字仍然具有浓厚的所谓正统宗周的风格，字体典雅繁缛，所以有的学者将其归入西周文字系列。秦公簋铭文书体不仅整饬严谨，微曲中求劲健，并且表现出强悍雄风，是春秋时期秦国文字风格的有力见证和春秋时期秦系金文书法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中期以前，出土的秦国青铜礼器，尤其是春秋时段的，存世极少，带铭文的更为罕见。
郭沫若认为：“两周所留下的金文是当时的官方文字，无分南北东西，大体上是一致的。”到了春秋中晚期，金文出现了地域色彩和美术化倾向，但字体结构并无太大变化，只是书写的艺术风格形成了不同的特色。此簋铸有较长的铭文，内容牵涉到嬴秦君统世系、宗法制度、文化传承、国势状况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秦史、秦文化的探研，其意义自不待言。而且，簋铭同秦公镈铭文非常近似，显为同一位秦公所作器。对二器铭文参照考释，有相互发明、彼此印证之功效，这更增强了对研究者的吸引力。
从秦公簋面世至今的近百年间，学界介绍它的书体界于大篆和小篆之间。笔者初习篆书时相当钟爱此品，个中原因是它和久负盛名的石鼓文有异曲同工之妙。时至今日，笔者对此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热度，可见其文化魅力可谓愈久弥新。
秦公簋铭文拓片局部
秦公簋铭文字体方正瘦劲、清丽潇洒，笔势承袭石鼓文的意蕴，刻意于结构的疏密谐当，已超越西周后期金文盛行的玉箸体，奠定了秦篆的基本格调，深为古文字学界称道。爱好石鼓文书法的朋友不妨对秦公簋铭文多加研究临习，一定会从中寻找到通向大篆书法艺术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