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是中国印学史上公认的重要流派之一，堪称中国篆刻艺术流派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对近现代篆刻艺术的创作和发展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浙派”篆刻有着不同于其他流派的审美特征，如硬朗傲骨的线条、短刀碎切的刀法、方圆互融的字法、内敛精致的章法、苍劲质朴的风格等等。那么，这些个性鲜明的审美特征是缘何而成的呢?笔者以为其渊源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文性格的浸淫与映射
任何一种艺术流派的出现和形成都不是偶然的，皆有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法国艺术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指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的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要研究“浙派”篆刻的艺术特征就必须知人论世，深入了解这一篆刻流派的创始人以及重要代表人物的人品、性格和生活轨迹，以及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从而进一步考察他们艺术风格的形成和特征。“浙派”篆刻古拗峭折的风格特征正是对孕育这一艺术流派的浙籍江南文人独特性格的生动映射，是以丁敬为首的“西泠八家”孤峭奥博的文风和兀傲不群的个性在印章上的自然流露。
浙江虽地处江南，但因南宋建都，融入了较为浓重的北方元素，故浙江人呈现出一种与周边吴侬软语反差较大的刚毅性格，这种性格包含了杭州人的正气、宁波人的大气和温州人的豪气。杭州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杭铁头”精神、宁波人面向大洋海纳百川的气度、温州人勇闯天下不畏艰难的创业激情，都是浙江人刚毅性格的生动体现。在这样的地域性格的熏陶下，浙江的文人也集中体现出了孤傲、耿直、不事权贵等刚毅的个性。而这些人文性格在“浙派”篆刻的代表人物“西泠八家”身上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丁敬、蒋仁、黄易、奚冈这“西泠前四家”出身都比较贫寒，但性格却个个孤傲冷僻。丁敬出生于市井家庭，少年家贫，以卖酒为生。他笃学工诗，学识渊博，有“于书无所不窥，嗜古耽奇，尤究心金石碑版”之谓，但是秉性孤高耿介，曾举“博学鸿词”而不就，终身淡泊功名不愿仕宦;蒋仁一生布衣，家境贫困却性格孤冷，不苟言笑，罕与世人交往，且惜石如金，宁可过着穷困潦倒的隐居生活也不肯轻易为人作印;黄易八岁丧父、家境贫寒，其母却是杭城有名的闺秀才女，因此他自幼敏学，后虽入仕途，却未改从小养成的持重谦和品性;奚冈亦为一介布衣，虽其貌不扬，但为人旷达耿介，与俗世不相容，遂闭门谢客，终生不仕。“西泠前四家”这种共同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在篆刻风格上的共同追求，对“浙派”篆刻审美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
相对“西泠前四家”来说，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和钱松这“西泠后四家”的家境虽然要好得多，但在他们的身上，同样都有一种文人的傲骨。陈豫钟出生于金石世家，自幼习印，极有天赋，故颇为自负，有一种文人的傲气;陈鸿寿幼承家学，工诗能文，性情豪迈，喜好交游;赵之琛一生嗜古，精于金石之学;钱松不仅金石篆艺精深，还具有一副铮铮铁骨，在太平军攻城时，作为守城小头目的他誓与城池共存亡，并在城破之时饮毒自尽，以践忠节。“西泠后四家”的生活境况虽与“西泠前四家”有所不同，但那种深入骨髓的独立、好古、坚毅气质却是与“西泠前四家”一脉相承的，因此他们对“西泠前四家”篆刻风格的继承发扬，以及对“浙派”篆刻审美特征的巩固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因此，不管“浙派”篆刻的代表人物来自哪个社会阶层，他们的身上都带有着明显共同的人文个性和审美意向，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性。这种特性不似北方写意派的狂放，没有冲击力强大的强烈对比，也不似中原的鸟虫篆、“皖派”的元朱文等匀停稳妥，不可能呈现秀雅清俊的面目。但在平均内敛的表象下，“浙派”篆刻蕴含了丰富而细致的方圆、粗细、疏密等变化节奏，展现出古朴苍劲的内涵与魅力，更有耐人寻味的魅力。
二、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弘扬
人文性格固然能决定作品风格，但艺术作品风格的形成更离不开对历史经典风格的继承与弘扬。篆刻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之一，其形成与发展首先得益于对历史经典的有绪传承和大力弘扬。众所周知，“浙派”篆刻既师法秦汉，又广纳六朝、唐、宋、元、明诸朝的印章妙谛，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那么，“浙派”篆刻究竟对哪些历史传统进行了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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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汉印章法。秦汉印章可谓是我国印章史上的第一座高峰，自元代赵孟頫和吾丘衍提倡开始，“印宗秦汉”的思想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印人都从秦汉印章中汲取营养，“浙派”篆刻亦不例外。相对界格分明的秦印来说，“浙派”篆刻的章法布局程式显然更多是来自于满白的汉印。丁敬有大量印作皆在边款中注明为“仿汉”之作。从他的印作和边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对汉印风格和气质的追求是他印学主张的主导倾向。的确，“浙派”篆刻无论是朱文还是白文，其章法皆沿袭了汉印横平竖直、平正大方、印面饱满、内蕴疏密的特点。在“浙派”印人的许多白文篆刻作品，如丁敬的“王德溥印”(见图一)、黄易的“罨画溪山院长”(见图二)中，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如“平安长印”(见图三)、“圜阳宰之印”(见图四)等经典汉印的影子，即便是“浙派”篆刻中更多优秀的朱文印，其章法布局也宛若汉白印的翻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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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缪篆字法。“浙派”篆刻与同时代比肩的“皖派”篆刻相较，其风貌上有一个特别直观的区别，就是两大流派印作的字法大相径庭。“皖派”篆刻的字法婉转舒展、清新流畅，具有很强的书写笔法意味，呈现出浑圆茂美之势;而“浙派”篆刻的字法方正平直、端庄沉着，虽亦有欹正、圆转之笔画参差其间，但整体的方形字体风格未变，呈现出遒劲宕逸之气。如果说，“皖派”篆刻的字法特点源自“以书入印”“印从书出”，那么“浙派”篆刻字法特点的形成则无疑更多是来自于对汉印乃至南北朝官印和六朝私印中广泛使用的缪篆字法的学习与继承。这种从汉印缪篆文字发展而来的方体印文，使“浙派”篆刻具有了更高的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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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封泥线条。“浙派”篆刻无论章法还是字法，都明显源自汉印，但其线条的质地却与汉印并不完全一致，显然更为生涩苍莽。同时，秦汉印多为白文，“浙派”篆刻却有大部分为朱文，这种朱文的线条特质又是由何而来呢?“西泠八家”在“浙派”篆刻线条风格的实践和形成过程中，是否有从秦汉封泥中获得过启示与取法，笔者尚未做过考证。但是有一个微妙的现象非常值得我们的关注，就是“浙派”朱文篆刻的文字线质与“朗陵侯相”(见图五)、“西平令印”(见图六)等汉封泥的线质非常接近。而汉封泥是由汉白文印抑印于泥而成，等于是将保存了汉白印字法和章法的白文印转换成了朱文印，这种并非直接用刀刻制出来的近乎二次创作的转变，产生了全新的视觉效果，尤其是封泥在形成过程中受不可捉摸的自然力的影响，使其线条显现出非人工可以达到的奇妙变化，或苍茫、或浑朴、或古秀、或斑斓，极大地丰富了印面线条的情趣与内涵。而这些线条的特质竟都奇妙地在“浙派”篆刻中得到了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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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明人刀法。关于“浙派”篆刻刀法的取法问题，丁敬在“傲骨热肠”印边款有云：“钝丁仿汉人印法，运刀如雪渔，仍不落明人窠臼。”魏锡曾则在《砚林印款》书后记载：“夙明(何澍)云：钝丁碎刀从明朱简修能出。”这些记载说明了丁敬的刀法源于明代何震、朱简，继承并且融合了何震的猛利运刀，如“听鹂深处”(见图七)，以及朱简的短刀碎切之法，如“米万钟印”(见图八)。其实，在丁敬之前，张在辛、高凤翰、汪士慎、高翔等人对于冲刀、切刀的运用已经开始了自觉的探索，并且出现了一些类似于后来“浙派”风格特征的印作，如张在辛的“隐厚道者”(见图九)、程朴的“沈思孝印”(见图十)。而丁敬对“浙派”篆刻乃至整个中国篆刻艺术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前人偶然获得的创作灵感和效果，提炼成有规律可循的篆刻技法，尤其是将何震、朱简以来的运刀技法，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提升，并且被他的继承者们反复实践，最终定型成为“浙派”篆刻的风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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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派”印人的开拓与创新
众所周知，任何艺术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篆刻艺术也不例外，形成篆刻艺术流派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因此某一篆刻流派的审美特征必然是与该流派产生之时的社会状况，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皆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篆刻艺术的美，寓于作者和欣赏者对艺术美的理解，那就必须受到时代审美理想的制约，受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而形成相对的时代风格。其中，作者和欣赏者的水平和素质固然十分重要，但归根到底艺术风格总是蕴含着时代的特征，是时代的产物。
那么“浙派”篆刻又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呢?这要从中国篆刻的流派初源说起。中国的金石文化虽源于春秋，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但长期以来都由专门的工匠在金属玉器等坚硬的材质上浇铸或镌刻而成。直至宋元文人参与治印，元末王冕发明以石刻印后，真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方才兴起并发展。到明代，以文彭和何震为代表的一个篆刻艺术高峰凸起。之后的明末清初印人辈出，门派渐立，然艺术水准却出现倒流，重技轻艺、模拟斗奇之风日盛。就在印坛亟待求新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康乾盛世，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空前繁荣，为金石文化的创新突破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丁敬为代表的“浙派”印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呼唤中脱颖而出的。“浙派”篆刻之所以能在众多篆刻流派中崭露头角，对其后的中国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当然是得益于根植传统，通过取法秦汉来正本溯源，使当时陷于流俗的篆刻艺术重新回归正道。但是，丁敬等“浙派”印人对秦汉印的继承并非全盘照抄，而是有弘扬和发展的继承，正如丁敬在“金农”印跋中云：“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展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所以我们又可以在“浙派”篆刻作品中看到更多的创新与开拓。比如“浙派”篆刻中的大部分白文印，总体章法沿袭了汉印风貌，可谓继承了其平整大方、端庄沉稳之精髓，但具体的文字排布则突破了汉印按文字来平均分配印面的格局，出现了更多印面文字间的挪移、穿插排布，这便是“浙派”篆刻的开拓创新。又如“浙派”篆刻特殊刀法的产生，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笔者一直在思考，古人论及篆刻刀法千变万化，多者竟有十几二十种，为何“西泠八家”独独钟情于并不讨巧、操作起来也不够过瘾的短刀碎切法呢?这应该不仅仅是因为特殊的人文性格影响所致吧。如果像前面分析的那样，“浙派”篆刻线条的取法确实与汉封泥有关，那么为了达到这种特殊的审美效果，“浙派”印人们必然要寻找一种最能表现出这种线质效果的刀法，此时将何震与朱简的刀法融会起来，创造出符合自身审美特征的“浙派”篆刻刀法，便显得顺理成章了。而无论这种推设是否成立，将明代两位印人的刀法有机地融合起来，这种做法本身就体现了“浙派”印人的创新精神。因此，“浙派”印人们的开拓与创新，对“浙派”篆刻审美特征的最终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