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早期的绘画主要以宫廷绘画和浙派绘画两大阵营盛行于画坛，形成了以继承和发扬南宋院体画风为主的时代风尚。明代早期的几位皇帝努力想在朝廷中恢复曾遭元人忽略的一些传统，例如重建类似翰林画院的制度，征召画家，赏赐画家官衔，为了皇帝的享乐或者是为了装饰宫殿而出资赞助画家的创作。这些宫廷画家作为一个集体，在画史上被称为“画院画家”。但明代并没有设立像宋代的那种专门的画院机构。明洪武、永乐两朝，“画院”机构尚未完善，绘画风格也多沿袭元代旧貌。至宣德、成化、弘治年间，浙江和福建两地继承南宋院体画风的画家陆续应召入宫。此时的绘画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派南宋院体画的风貌展现于明代绘画史之上。
在明代宫廷画家中，多数显然在模仿宋代诸大师的作品。但是，他们只捕捉到了南宋绘画的表象而忽视了前人对绘画主题的深厚情感，因此绝大部分明代初期的“院体画”缺乏活力。这些画家局限在一种相当低的社会地位上，并为宫廷贵族的喜好所左右，不得不墨守成规。这也是“院体画家”的不幸，其保守的画风被当时的文人阶层所责难。
明代人物画不及山水、花鸟画繁盛。万历年间，谢肇淛曾说：“今人画以意趣为宗，不复画人物及故事。”又说：“至于神像及地狱变相等图，则百无一矣。”(《五杂俎》)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早期没有出色的人物画家和重要作品。据清代徐沁的《明画录》所载，当时专门从事人物画者就有上官伯达、戴进、蒋子诚、刘澜、宋旭等一大批画家。洪武、永乐之际，上官伯达、沈希远、陈遇、侯钺、庄心贤等皆以善画人物肖像被征写御容。
现藏于广西博物馆的上官伯达《人物故事》扇页(见上图)为纸本设色，纵17厘米、横53厘米。此作描绘的是古代圣王出访求贤的故事。作品布局得当，画面正中为圣王与贤士揖让顾盼的情景。圣王衣着华丽，其右侧有一侍从为其执扇，以显其地位。从贤士的衣着及其脚下的锄头可以看出，他正与伙伴们一起劳作。其伙伴也回头看着二人。画面右侧描绘的是赶马的马夫、嬉戏的儿童和妇人。他们好似在议论着眼前的这位圣王。各种牲畜被有序地安排在画面中。整幅作品内容丰富，人物神态生动有趣。从画中人物的用笔来看，画家具备较为深厚的绘画功底，所绘线条潇洒流畅。画家在画面上方题款：“甲子夏日，为成远词兄画，上官伯达。”钤“上官”朱文椭圆印。从落款可以看出，此画创作于正统九年(1444)，是上官伯达为“成远词兄”所画。此画应为上官伯达晚年的作品。此时的他已拂袖于青山绿水间，只在绘画中寻找乐趣。正是因为画家持有这样的悠然心态，所以整幅画面虽以人物为主，却显得超脱尘俗。
在上官伯达的作品中，树木最具南宋绘画的特点;而山石则较为简单，以寥寥几笔勾勒而成。画家以浓墨苔点提升画面的灵动性，这也是他处理画面的独具匠心之处。细看画中人物，虽分散于画面各处，却又相互联系，神情的互动将画面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小小一个扇面却表现出百姓生活的多姿多彩，以及他们对圣王的好奇之心，可见画家构思和用笔的细腻。
上官伯达，福建邵武人，永乐年间召诣京师，入直仁智殿。他曾作《百鸟朝凤图》，受到皇帝的青睐，名扬朝野。然而盛名之下，他却婉拒功名，以年老为由还乡。他善画山水、人物，作品设色精巧、风格雅逸。
明早期，“宫廷画家”虽被文人阶层所轻视，但也不能否认其间的一些画家仍然具有一定的绘画功底。他们虽然受到宫廷主题以及上层阶级的限制和左右，但在画面中也能突显其个性，将自己的情怀融于绘画之中，表达内心所感。这是画史不能忽视的一点。虽然“院体画”最终走向了衰落，但在中国绘画史上依然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