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作为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载体，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经典力作，它是承载书法艺术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笔墨作为日常生活及文化交流的年代里，它最能体现书写者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因为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只有汉字最终演变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这种特殊的艺术创作与日常书写融合在一起，充分地体现了书法的艺术魅力。宋人张孝祥的这份尺牍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欣赏尺牍书法的平台。
张孝祥，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他出生于为避靖康之难而举家南迁的路上，即绍兴二年(1132年)，卒于乾道六年(1170年)，时年38岁。他少时家境贫困，王质在《于湖集序》中云“故宋中书舍人奋起荒凉寂寞之乡”，也正是这种磨难练就了张孝祥自强向上的品格。他少时资质过人，《宋史》称他有“读书一过目不忘，下笔顷刻数千言”之能，《宣城张氏信谱》说他“幼敏悟，书再阅成诵，文章俊逸，顷刻千言，出人意表”。张孝祥15岁过乡试，23岁高中状元，“荒凉寂寞”的出身却能在同期文人当中脱颖而出，足见其天赋不凡。
他为官“莅事精确”“治有声绩”，在政治上力主抗金反对投降妥协，曾因上书为岳飞喊冤而下狱，直至秦桧死后才获释。不过使张孝祥名垂青史的却是其在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宋史》称他“文章过人，尤工翰墨”。张孝祥存世的书法作品不多，只有寥寥数篇，这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尺牍《关彻帖》便是一件风格独特的作品。《关彻帖》为行书纸本，凡11行，每行字数不一，共110字，纵35.9厘米，横53.3厘米。说其独特，就在于同作者存世的其他作品风格雄伟遒劲、笔势奔放不同，这件尺牍通篇看去厚重内敛，尽显静穆之气。
《关彻帖》气韵内含，遒劲厚重，体势奇崛紧结，且墨色乌亮饱满，通篇看去既严谨而又不失活力，彰显了作者不凡的艺术天赋和驾驭笔墨的能力。观其用笔，醇厚，朴实，少卖弄，不做作。线条遒劲，骨力内含。行笔时方圆兼用，且以中锋为主，线条凝重，隐隐含有篆籀笔意。粗画厚重而不刻板，如第一行“适一再具书”、第二行“即日”诸字，细画遒劲而流畅，又如第五行“下极涂”、第八行“当日夜”诸字，足见作者对颜书的用力之深。不仅如此，该帖提按分明，以折带转，显得自然而有活力。如第五行中“获”、第八行“渠当日”诸字，显现出很强烈的韵律感。
一件高妙的书法作品仅仅具备娴熟的笔法是不够的，它还应该是技法和结构的完美统一。这一点，张孝祥的这件尺牍就有其独到之处。《宋史》载张孝祥在继承传统方面能够广学众家所能，其中尤以学颜崇米为著。其帖中的结字就充分契合了米字的构字特征，紧结、瘦长，且字的上部多自左向右倾斜。如第一行“拜覆”、第二行“恭惟”诸字，正中显欹;第八行“还使”、第十行“拜覆”诸字，欹中含正。这些字看似毫无规律，却又似乎蕴含着作者的匠心独具，作者将米字的结构、颜字的用笔二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而又不露痕迹，既避免了米字的刷笔侧锋带来的浮躁和粗疏，又克服了颜字结构过于方正而带来的刻板单调，这一切没有过人的艺术敏感和超常的艺术表现力是很难做到的。
尺牍因为幅面的限制，可以表现的空间相对有限，因而它要求作者在章法安排上具有很高的艺术敏感性和创造性。该帖在章法安排上并没有做过多的夸张渲染，而是注重对作品整体气息的把握，力求做到形式和内容的协调，从而最大限度地展现作品的艺术风貌。唯有如此，才能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发挥到极致，有时看上去是平淡的、不经意的，但细细品味却会发现其魅力无穷。该帖在章法上横宽竖密，看似寻常，但仔细品味却察觉出作者的独到匠心。因为该尺牍用笔厚重，笔沉墨实，线条粗细变化并不强烈，如果行距过密，必然会造成拥堵和杂乱，若行距拉开就会避开上述的缺陷，也为字与字之间的变化拓展了空间。如第一行起笔的“孝祥拜覆”、第二行的“即日”及第三行的“尊候万福”等字的巧妙安排，使原本内敛的气息变得通透了。再有行笔中的笔断意连及连带的缠绵，也让原本平淡的章法显得丰富，如第七行中的“尽获欲告”、第八行的“者渠当日”及第十一行的“留守待制”诸字，这些鲜活的气息不仅完整地表达了作者的情绪变化，同时也极大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内涵，展现了作者成熟的艺术造诣。
作为南宋的著名书家，张孝祥的书艺在南宋一代名气甚著。今观此帖，不能说是浪得虚名，因为在那个战乱年代中，他尚能够不遗余力地担负起文化艺术传承的重担，在继承前人时能不囿一家之能而广学众家之所长，进而熔铸出自己的艺术风格。他的书法“笔力雄健，风格飘逸，气质清劲并能自出新意”，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他承上启下般深深地影响了南宋书法艺术的发展，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如能假以高寿，其成就与苏黄米蔡并列也未可知——惜哉，张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