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书法以什么形式最接地气，我的回答是曾经的春联与匾额。
如果有人再问我，什么形式的书法最广泛存在，我的回答仍旧是曾经的春联与匾额。
我之所以都要加上“曾经的”，是因为那是过去时。因为受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曾给广大民众以极大影响、形成巨大社会功能的春联与匾额，已然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殆尽了，以至于只剩下既酸楚又甘甜的记忆了。以上是为序。
春联
春联，亦称门对、春帖，由桃符衍化而来。自宋代开始，无论在僻野山村还是繁华的城镇，心撰手书的春联是每逢春节家家户户大门上的必贴之物。就在几十年前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百十户的山村，只要村中有一两个能提笔写毛笔字的，全村村民无须屈身去求，更无须花上多少钱，便能得到一副副散发着墨香的大红春联，于是，整个村子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一个城市的小巷中、大杂院内，只要有一个识文断字的，那各家各户就不愁“总把新桃换旧符”了，孩子刷浆糊、大人贴春联，成了春节前一天的一道亮丽风景。这也使得那时的写字人(那时尚不流行“书法家”这个名号)大大地“嗨”上一把，一时间成了被左邻右舍尊敬的人物。
我听来的一则往事、一个人物，很具典型性：
某小城某街道住着一位姓谢的老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一油粮站当文书。一开始他只为自家写春联，后来邻居们就找上门来求他写，再以后，几乎形成了惯例，每到春节他总会提前两三天撰写上几十副不同内容的春联，逐一让孩子送到各家各户。酬劳是不讲的，顶多是人们往送春联的小孩手里塞一串糖葫芦、往口袋里装几块糖。谢先生是逢年必写，且越写越多，将近半条街的春联都出自他一人之手。由于他姓谢，号伯杰，人们据此谐音称他为“写半街”。我认识写半街的孙子，他给我看过保存在他手中的谢先生手写的《千字文》，那功夫那笔力，与当下人相比，绝不弱于省级书协会员。
“过去时”已过，“现在时”才是现实。难道真的世风不古了吗?同样是春节，在乡村、在城镇，还有几家贴春联的?即使贴了，又有几家贴的是亲撰亲书的?
春联，除了是书法是艺术外，其实还是文化还是传承。联对，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形式。在科举时代，学子们应对的除了策对，再就是联对。所以联对成了考证一个文人文化根基的重要依据，不能书春联不能撰春联，应视为文人的耻辱，至少在古代是这么看的，今人却丝毫觉不出什么耻什么荣的。
笔者常与之打交道的某文化单位，连续几年了，春节时大门上贴换的春联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内容平庸、泛化，联语不工、联句失韵的印刷品。要知道此单位可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怎么就没人亲撰亲书出一副切合单位特点的对联贴出呢?春节后去一市级文艺单位参加团拜，所属各部门的门前倒是都换了新春联，你唱歌跳舞演戏的部门写不好字可以理解，书法绘画的部门怎么贴的也是印刷品?难道他们也不会撰写春联?百思不得其解。想了半天，觉得可能是“金钱”、是利益在起着支配作用。
这又让我想起了听来的另一则真事、另一个人物，似乎也挺具典型性：
T君是具有省书协理事身份的书法家。那一年春节前他随书协组织的小分队下乡为农民义务书写春联，他老家的乡亲们闻知后也想让他写几副，让他亲三叔去求他，结果他以“如果人们都知道了我的字可以随便白送人，以后我的字还能卖吗”为由拒绝了。他三叔及乡亲们不解：“那你随书协下乡写春联不也是白写吗?”其实你哪里知道他的小算盘：随书协下乡，又上电视又登报纸，宣传效果大着呢!指望T君这样连六亲都不认的书家心甘情愿地为老百姓服务，可能吗?
所以，你还真不能怪人们都在贴买来的印刷品春联。“印刷的春联也还是春联，贴在门上一样的喜庆，过节嘛，就是一个风俗”，也许会有人作如是想。但把风俗这样延续，恐怕延续的就只能是一个空洞的壳了。春节、中国的一切节日，原本都是文化的、精神的、充满寄寓的。你这么一代替(以印刷代替书写，以设定代替亲撰)，这年这节，还剩几许文化含量?还有多少精神寄托?
我不得不说，春联的失落，即是书法的失落，即是传统的失落、文化的失落、精神的失落。你认为呢?
牌匾
牌和匾最初是两种形制、功用不尽相同的物件。牌为竖制，匾为横制;牌用于单位、机构、机关的名称标识，匾除了用于殿堂、庙宇、楼阁的名号题称外，还具有崇尚、宣扬、彰显、表彰等社会意义的张示作用。到后来，二者进行混合，才形成了牌也可横制、机关单位名牌也可以制成匾的局势，“牌匾”也就随之成为了或悬挂或镶嵌在建筑物门楣、墙壁上起招牌作用、标识作用的物体的统称。
牌匾，古往今来，一直是书家最方便展示书法功力的天地，也是使书法艺术最便捷、最普及、最易被平民百姓接受的形式之一，更是体现该处所该单位最文化、最艺术、最威严、最正统的方式之一。如果某一殿堂某一庙宇没有大名人题写的牌匾来作点饰，这殿堂这庙宇便失去了几分肃穆;如果某一景点没有文人题就的牌匾来作补充，那这景点就失去了几分文化诱惑;如果某私家楼阁没有大书家题写的牌匾来壮门面，就难以表达主人身份的荣耀与显赫。对于书家自身来说，题写牌匾不仅可以展示才华，还能从中获名取利，更重要的是能使自己芳名广布、流传千古。
不是吗?当人们谈起天津百年老店“劝业场”时，不总会津津乐道地谈到大书家华世奎吗?当人们谈起“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时，不总是要把大书家萧显掷笔成点的故事说上一番吗?当人们谈起“峨嵋酒家”时，不总会把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多才多艺赞上几句吗?还有如乾隆帝戏题“都一处”的轶闻、施仕伦醉写“中和烟铺”的掌故、毛泽东两题“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往事，不都成了人们饭后茶余乐而不倦的谈资!对于这些名人的书法艺术成就平民百姓可能不尽其详，但他们题写的牌匾却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间、刻在了人们的脑海里，从而成为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书法教育、普及书法知识、领略书法艺术之美的第一手教材。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牌匾的文化内涵、艺术元素悄悄地、渐渐地被社会冷漠了。许多机关单位名牌上的字被制牌商店随意从电脑上敲出来的电脑字所代替，就是出自手写，也多成了上级主管领导人拙劣书法的展示牌。有某个也算是与艺术沾边的单位，刚刚坐上第一把金交椅的单位头头看到主管部门负责人好写毛笔字(还未必称得上“书法”)，便说，给我们单位题个名吧，主管部门负责人也真敢写，单位头头也真敢用，硬是把门前挂了几十年、由某已故名人题写的大牌子给换了，换成了现主管部门负责人题写的名标招牌，单位内的职工有的撇嘴，有的暗道：“这叫啥事!”这就是风气，没办法，莫怪人们对牌匾渐渐失去了敬畏之心。仍旧对牌匾存有那么一点儿敬畏之意的，可能就剩下商家了。商铺毕竟是公众场所，商铺老板毕竟是头脑灵活的人物，他要招揽顾客、要闯出名堂，要突显一下文化艺术含量，往往肯在牌匾制作上花些银两，因为他们明白“无匾不成店”的道理。但是，就是保留在商铺身上这么点儿仅有的咫尺文化余辉、方寸艺术之光，还在有的地方被有关部门的一纸政令给抹杀了、扫除了。
某一城市，不知哪一部门做出规定：所有街面上的牌匾，不管你属于谁家、谁题写的、怎么制作的，统统拆掉，一律换上电脑制出的字体一样、颜色一样、形制一样，甚至字的大小、摆放位置都无甚区别的统一牌匾。你不服不听行吗?早有一伙“工作人员”拿着工具“帮”你拆、“帮”你安装了。这样做还美其言曰“整齐划一”“美化市容”“提高城市质量”。真是如此吗?这让我想起了一位名人(忘了是谁了)说过的话，大意是：看一个城市的文化发达与否，只要看它街道店铺的牌匾就可以了。就在该市的一条不到一千米的商业街上，“统一”之前曾悬有启功、郭沫若、刘炳森等多个大书家题写的精彩牌匾，可现在统统不见了。丰富多彩的书法失落了，经济上的损失且不说，我只问，“整齐”等于文化吗?“统一”等于艺术吗?市容“美化”了吗?质量“提高”了吗?你是在弘扬艺术、弘扬传统，还是在扼杀艺术、摧毁传统?
不要轻视小小的牌匾的失落，它其实失落的是文化、是艺术。最简单最直接的，失落的是书法。此一点，不知有关部门怎么想，亦不知书法人怎么想。我呢?不掌权不书法，只能长叹一声并写下如上的文字，还唯怕言多语失，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