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亦称上元节、元夕节等，为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之一。昔日出现过一些描绘相关题材的风俗画，如明代《宪宗元宵行乐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清代《八子观灯图》(现藏于扬州博物馆)等。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一件反映明代南京元宵节盛况的《上元灯彩图》风俗画卷在长期藏匿民间后浮出水面。2008年2月21日，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对此做过初步介绍，引起了当今学术界的关注。
一、该画卷定名之由来
明代《上元灯彩图》画卷(绢本设色，纵25.5厘米、横266.6厘米)，佚名作，无画名及款识，具体创作年代不详，早前流传来历等状况亦隐晦不明。人们尚未发现任何相关的史料记载。
1991年秋天，当代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通过仔细研究鉴别，初步揭开了该画卷的神秘面纱。他在其尾跋中题书确认：“此明中画师所作上元灯戏图意，写当日金陵秦淮一带居人于上元节日欢腾游乐之景。图中千门万户，狭巷通衢，住者行者，老幼男妇，计以千外。市肆鳞次栉比，百物充盈，至难称名。街中灯彩灿灿，鱼龙曼衍，正点时今，亦不下于上河图(指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该款题诠释了该图的描绘内容及时空背景。徐邦达先生还在此画卷引首欣然题笔“上元灯彩”四字，这幅反映明代南京元宵灯节繁盛景况的风俗画卷因此定名。
从现已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来看，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著名鉴定家杨新研究员结合图文史料，研读《上元灯彩图》后认为，由于此图绘画风格、所绘人物衣冠服饰皆与明代相类，故而分析判断该画卷“当为明人之作毫无疑问”;但从图中所反映的时代生活和市场景况来看，应“相当于明万历至天启时期(1573—1627)”。他参照清代《康熙南巡图》第十卷所绘金陵街市景象等信息认为，该图所画地点应是明代南京“秦淮河往北过三山街的内桥一带”;从整幅图卷内容来看，画家描绘的应是元宵节观灯与古董贸易相结合的集市活动。(参见杨新《明人图绘的好古之风与古玩市场》)
与明代之后逐渐盛行、以金陵秀美山水为主要创作背景的“胜景图”之类画作相比，《上元灯彩图》着重描绘的是明代南京城市物质形态、市民生活及经贸状况等，属于一件颇为典型的历史风俗画卷。该图从金陵城南内桥开始绘起，随着街市由北向南、朝着三山街方向延伸，抵达“十里秦淮”河畔后结束。
二、所绘图像的人文地理空间
根据华夏传统民俗习尚，元宵节期间各家各户都要吃元宵、看灯彩、猜灯谜甚至放焰火等，共庆月圆人亦团圆的岁时佳节。早先张挂灯彩仅在正月十五日当天进行，唐代改为正月十四至十六日三天，北宋初期张灯时间又增加了正月十七、十八日累计五天，南宋期间再次延长为正月十三至十八日共计六天，朝廷在此间通过“不禁夜”举措来顺应民愿、以助节兴。
文化古城南京元宵节观灯习俗至少可以追溯到定都于此的南朝时期。此后这一习俗依然风靡。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后，不仅迁入各地百工艺匠建设新国都，而且还通过大力倡导元宵灯节盛事等来进行造势，即正月初八为上灯日、十三为试灯日、十八为落灯日，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灯节。当时元宵节夜晚，老百姓几乎“家家走桥，人人看灯”，欢乐景况十分热烈。不少文人骚客在此期间借景释怀，深情咏叹不绝。如元末明初大诗人高启在洪武二年(1369)正月初十，应召由吴地前来南京天界寺纂修《元史》，所作《正月十六夜至京师观灯》“天街争唱落梅歌，绛阙珠灯万树罗。莫笑游人来看晚，春风还似昨宵多”正是其所见所闻之内心感慨。他通过描写正月十六观灯的情景反映出金陵元宵灯节的繁盛景况。而《明太宗文皇帝实录》《皇明通纪》《正德江宁县志》等明代文献中亦有类似记述。
要探讨《上元灯彩图》所反映的图像空间，首先要明确所绘之地的地理特点及市井百态。史载，公元937年，五代南唐王朝取代杨吴政权后，将原先杨吴统治时期(902—937)的“金陵府衙”改为南唐皇宫。内桥乃皇宫大内正门前连接南北的虹桥，横跨于南京城的重要水系青溪之上。发源于钟山的青溪由北向南流淌，与秦淮河汇聚于淮清桥处，随后向西流入三国东吴时期开凿的运渎，直抵外秦淮河中。该水作为南唐皇宫外的一段“护龙河”，迄今仍旧流水潺潺。而从内桥径直向南，通衢连接三山街、途经花市街(约在今长乐路一带)，直达镇淮桥及该城南门(明代重筑南京城墙后易名“聚宝门”，今称“中华门”)，这条南唐御街通道今称“中华路”，昔日南唐官衙多集中于此道两侧。明初，附近还有朱元璋的吴王府、徐达的中山王府等，街道格局保存至今。南唐以降，金陵城南地区官民杂居，人烟稠密。该道路穿越闻名遐迩的秦淮河畔，成为闹市地段之一。明代官府在南京设有多处大、小集市。据明初《洪武京城图志》记载，内桥南侧便有内桥市。晚明文人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市井”亦述：“南都(指南京)大市为人货所集者，亦不过数处，而最夥为行口。自三山街西至斗门桥而已，其名曰果子行。它若大中桥、北门桥、三牌楼等处，亦称大市集……”当时该道路一带商贾云集，店肆林立，十分繁盛，四周还有银作坊、铜作坊、铁作坊、白酒坊、颜料坊、织锦坊、踹布坊、鞍辔坊、糟坊巷、糖坊廊、绸缎廊、毡货廊、裱画廊和古董铺等。晚明文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还载：“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即位于夫子庙的学宫)前。”人们通常就在上述街坊廊铺中进行交易。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南京手工业、商贸业等的兴盛发展。俗话说：“盛世收藏，乱世买金。”老南京歇后语“裱画廊的垃圾堆──废画(话)多”彰显出昔人鉴藏字画及装裱生意的兴旺景况。
该道路附近还有儒家孔夫子庙、佛刹承恩寺及回教净觉寺等，其间亦有不少商铺、酒肆、茶寮、客栈和青楼，且有戏曲、魔术、杂耍等卖艺表演，足见以三山街为中心的这条道路，作为明代南京一个重要的商业、手工业等繁华区域，确实很令人瞩目。
三、鲜活生动的图像叙事
坐东朝西、从右至左依秩展卷品览，《上元灯彩图》卷首所绘内桥为一座三孔石拱桥，但见桥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清澈碧幽的溪水汩汩流淌，两岸杨柳随风轻拂。河房河厅鳞次栉比，亭台楼阁绵延不绝，属于比较典型的江南城建风格。临水河厅内，人们或倚栏眺望，或围桌品茗，或相聚聊天，一派欢悦、悠闲的节庆情致。
《上元灯彩图》所绘“内桥上人流熙来攘往的情形”
从内桥往南至三山街一带，沿途店铺毗连，家家张挂五颜六色的灯彩，顾客盈门且生意兴隆。官宦贵人骑马乘轿，仆人手执伞盖和扇相随;平民百姓三三两两结伴而行，街上人流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图中达官贵胄大多穿袍戴帽，举止端庄体面。有的男子还足穿红鞋，此举在晚明时期有些富人当中较为流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趋之若鹜，就是图个“闹元宵”的狂欢情趣宣泄。特别是许多年轻女性衣着鲜亮，满怀愉悦，成群结伴外出观赏，尽情展现自身的青春魅力。在“男尊女卑”和“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此景反映了当时南京社会的开放程度及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
该图中一条张牙舞爪的金陵龙灯形象逼真，细看可见龙身是由若干个灯笼相连而成，较富创意。四周火树银花，流光溢彩，更加渲染出元宵灯节的喜庆欢乐氛围。两位卖艺男子正在街上卖力地表演功夫，旁边围满了观众，似乎还能隐约听见从人群中传来一阵阵的掌声与喝彩声。有个男孩兴奋地点起了烟花爆竹，“噼里啪啦”的鸣响让旁边几个小伙伴看得乐坏了，一位稚童有点胆怯地躲在了哥哥的身后……这些无不充溢着民间生活情趣。斑斓缤纷的灯火编织着欢乐祥和、喜庆迷人的美好梦境，金陵街市风貌与节俗风情尽在图画中。
《上元灯彩图》所绘二人戴眼镜的情形
该画卷的中心乃制作精湛的鳌山巨灯，上有传统戏剧人物。其周围聚集了不少观者，挤得水泄不通。两位灯彩艺人用竹竿挑着不同形状的灯彩在街上叫卖，引起不少游人关注。一些孩童手持灯彩玩灯取乐，相互比试谁的花灯更好看。如今人们熟悉的荷花、菊花、南瓜、石榴、鱼虾、螃蟹、蟾蜍等花灯在画中应有尽有，龙凤、麒麟、鳌鱼、大象、骏马、狮子、松鼠、兔子、寿鹤等灯彩形象生动，神物、禽兽、花鸟、鱼虫等品类无所不有。此外还有不同形制的宫灯、纱灯、几何造型灯和走马灯呢!有的灯彩表面则绘有国画图案……秦淮灯彩(亦称“金陵灯彩”)形制与种类亦是丰富多彩。
画中人物纷纷走进店铺，或欣赏字画，或把玩古器，还不时地品头论足、争相购买。一些挑担小贩亦来到街上凑热闹。有位销售乐器的摊主为了招徕顾客，竟然亲自弹起了三弦。
《上元灯彩图》所绘一人足穿红鞋的情形
图中各式家具品种繁多，如桌、凳、案、几、台、架、箱等，屏风上则绘有山水画等图案，而仅椅子就有圆椅、躺椅、帽椅、根椅，此外还有罗汉床、架子床等。所售家具做工精致，有些看似紫檀木所制。还有的家具上则镶嵌着大理石，以增强美感。
该图中除绘有可供观赏的盆景、花木、奇石外，还有孔雀、鹤、鹦鹉、雉、鸡、鹿、兔、金鱼等动物，以及相应的摆卖摊铺。纨绔子弟提笼架鸟，兴致勃勃。画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让整个画面更加富有神采意韵。看来，创作者有着深厚的生活底蕴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尽管其很可能只是一位民间画工。
《上元灯彩图》所绘“街上售卖宠物、盆景等情形”
万千灯火不夜天，疑是瑶池在人间———观画者宛若在欣赏一出精彩纷呈的传统元宵灯节戏剧。月光泻浴，淮水摇曳，情趣无限，谁能不被她引入到美好的幻境中去呢?
四、颇为难得的历史记忆
古代以来，人们利用节日“人气”旺盛等时机特点，开设集市，展售包括日常用品、古玩字画等在内的各种商品。这从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中记载的北京灯市情形便可以得到印证。
笔者早前曾在《明代金陵〈上元灯彩图〉风俗画卷的文化解读》中，从文献学角度对该图所反映的明代南京元宵节庆、秦淮灯彩、花鸟鱼虫市场等状况做过初探，认为其中呈现出来的历史文化、市井民俗等气息确实与反映当时南京的史料记载存有不少相似或关联之处。今再比照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的另一件反映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南都繁会景物图》(绢本设色，纵44厘米、横355厘米，作者和创作年代不详)，可知这两幅画卷除了人物服饰、建筑风格等比较相似外，还都描绘了当时有人佩带眼镜的情形。由于眼镜是15世纪末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因此就《上元灯彩图》所绘图像的时间断代而言，杨新先生综合分析后认为应“相当于明万历至天启时期(1573—1627)”的金陵图景，这一见解是有根据的。
明代秦淮灯彩经历了一个发展高潮，品类竟达到二三百种。明代中后期寓居南京的文人陈铎在《梨云寄傲》《可雪斋稿》中就记述了当时的彩灯形状，有鳌山灯、牡丹灯、芙蓉灯、桃花灯、红杏灯、梅花灯、雪花灯、鱼龙灯、观音灯、五彩纱灯、画屏灯、虎灯、象灯、鸳鸯灯、鹭灯、蟹虾灯、罗绮灯、太极灯、日月灯等，堪称琳琅满目、蔚为大观。该《上元灯彩图》中同样绘制了不少秦淮灯彩品类，与史料记载较相吻合。
金陵集市中花鸟鱼虫之类的交易行为，至少在明代就已出现了。据明末文人谢士章在《玻璃瓶金鱼》(四首)引言中叙述：“金陵灯市多陈此物，其时赋此者有万元伯、王平之，辄尔蛙鸣，赧然貂续。”而关于明人品花赏鱼等情形，除了晚明顾起元《客座赘语》等记载外，晚明文人周晖《金陵琐事》卷三“促织”亦载，斗蟋蟀之风在金陵尤盛，时称“秋兴”，盛蟋蟀有专门器罐，斗蟋蟀有专门场地，还有专人负责管理，“必大小相配，两家方赌。旁猜者甚多”，这些蟋蟀大都来自城郊和外地，但在集市上亦可购得。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品花赏鱼玩虫等习俗已蔚然成风了。
人们平常用于观赏怡情的雨花石主要产自金陵南郊雨花台及江北六合等地。明代以后，南京玩石风气也较盛行。晚明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八“金石部”记载：“金陵雨花台小马脑(即玛瑙，亦即雨花石)，只可充玩耳。”明末文人张岱《雨花石铭》亦述：“大父收藏雨花石，自余祖、余叔及余，积三代而得十三枚，奇形怪状，不可思议。”而明末清初文人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灵岩子石记”述：“余性好石，尤好灵岩子石(南京六合灵岩山产雨花石，故名)。此种出六合灵岩山涧中，而聚于金陵。余屐齿每及雨花(台)、桃叶(渡)间，必博访其上乘者，贮之奚囊携归，以古铜盘挹江水注之，日夕耽玩，心怡神赏。”尽管笔者暂未发现明代金陵灯市中有关观赏石交易的文献记载，但撇开《上元灯彩图》所绘图景不谈，时人借助元宵节气氛在集市上推销雨花石等情形也许亦会存在。
明代雅玩品类及其交易状况，昔人《考槃余事》《味水轩日记》《清河书画舫》《长物志》等文献中曾有记载。至于金陵玩古之风，六朝时已然。明代中叶以后，城市手工业发展较快，商贸业空前繁荣，名流文士相继汇聚于此，典藏雅玩之风再盛。仅以绘画艺术为例，“浙派”“吴门派”“松江派”等中的不少名家皆尝客居或流连于南京，文化气息因此更加盎然。明末文人胡正言还以艺惊华夏的“饾版拱花”技法刊印出风靡良久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寓居于此的金润、王徽、黄琳、徐霖、严宾、许隚、顾源、姚淛等士人墨客都是书画鉴藏家。(参见范金民《明代南京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发展》)时人陈铎还在《滑稽余韵》中吟道：“周彝商鼎辋川图，错认常行数，脱货求财暴发户，强支吾，停塌上等收荒铺，知今博古，辨才格物，聪敏半星无。”当时收藏群体已从官胄商贾、文人雅士等扩展至普通百姓阶层，这也较好地促进了古玩字画交易行为。另据明末清初文士李长祥《天问阁文集》卷一“墨池传”记载：“乙未(1655)，予在金陵，于灯市见墨竹(画)数幅，善价争易之。”由此可见《上元灯彩图》所绘元宵灯市中的字画交易现象在朝代更迭后的清初南京仍然延续着。
由于明代朝野比较重视书籍刊行，金陵书籍市场不断繁荣，既促进了相关文化的熏陶与普及，亦为古玩字画市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我们通过明代《南都繁会景物图》中描绘的“古今字画”“画寓”“裱画”“刻字碑”“官启名笺”“上细官窑”“名磁(瓷)”等店家招幌，便可想象当时该行业之兴旺景况了。
明代元宵节期间，南京闹市中融合了千树花灯与万种风情，不禁令人联想起卢照邻、辛弃疾、欧阳修、唐寅等历代文人骚客咏叹该节日的诗词歌赋。就现有研究状况来看，《上元灯彩图》作为描写“灯人合一”、元宵观灯与夜市贸易相结合的精彩画卷，其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文化、民俗、商贸、建筑和艺术等价值，如今已成为再现明代金陵乃至江南地区社会生活、商贸经济、民俗风情等方面的一个重要图像文献，故而人们的研究探讨并不会就此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