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等，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曾屡次得朝廷征召，皆以疾辞。他自幼聪颖，工诗文，善书画，三吴名士争相与其结为师友。29岁时，他焚儒衣冠，隐居小昆山之南，绝意科举仕进。父亡后，他移居东佘山，在山上筑“东佘山居”，乞取四方名花，广植堂中。他的书法学苏轼、米芾。对苏、米的墨迹，他最爱搜采残碑断简摹刻。他著述颇丰，擅长清言小品，《小窗幽记》深受时人喜爱。其中格言妙语涉及社会、人生等诸多方面：或立言精深，使人百思方悟;或含蓄蕴藉，令人回味悠长。
现藏于广西博物馆的陈继儒《山水图》扇页(见上图)为金笺墨笔，纵17厘米、横52.9厘米。此作意境疏简萧瑟，笔墨简朴清逸、自然随性，体现出画家对稚拙趣味的追求。画家在画面左上角自题：“眉道人写西山。”钤“眉公”朱文方印。画面近景绘有形态各异的树木，有一茅屋隐显于树木之后。远景中的山脉连绵起伏，进一步彰显出画面的空远清逸、古朴幽深。陈继儒是与董其昌同一时期的画家。以此作与董其昌的作品相比较可以发现，董其昌的作品一味强调柔，而陈继儒的此幅扇页却柔中有刚。董画虽有线有墨，然更偏于墨，而陈画则线墨兼收。董画清润，水分饱满，暗处近于模糊;陈画虽也清润，但水分不像董画那么多，虽“暗”但笔墨尚能分辨。总体来看，较之董画，陈继儒的这幅扇页骨鲠的成分多一些，其“气韵空远”“苍劲秀逸”甚至为董画所不及。董其昌有片面追求“文”之嫌，而陈继儒主张作画要“文”不要“硬”，要随意不要过于用心，要以不规绳墨为上乘。这些理论基本上能在他的此幅扇面中得到印证。
陈继儒在绘画上的成就不低，但影响力却远逊于董其昌。陈继儒是董其昌的朋友和同道，在绘画上的有些成就甚至在董其昌之上，只是后人以董其昌来代表那个时代的绘画而已。从很多方面来看，陈继儒的绘画水平要高于董其昌，而很多有关董其昌的事迹也有着陈继儒的参与。如清代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写道：“(王时敏)少时即为董宗伯(其昌)、陈征君(继儒)所深赏而过之。”担当、项圣谟等人也曾得到董其昌、陈继儒二人的指点。“南北宗”论不仅见于董其昌的著作，同时也见于陈继儒的著作。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陈继儒与董其昌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陈继儒身处官僚集团斗争最为激烈、尖锐、复杂的年代。在陈继儒二十多岁时，朝廷中的各派官僚集团政见不一，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冲突被推向高峰。为了避免被卷入这些斗争中，陈继儒决定抛弃功名，终生隐居。他的思想和精神与董其昌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董其昌在陈继儒绝意仕途后的第三年考中了进士，做了朝官。相比于董其昌，陈继儒始终不为名利所动，其事迹也被记录在《明史·隐逸》中。
正是陈继儒所处的年代与其高洁的气节成就了他作品的鲜明个性。他崇尚松、竹、梅的品性，常常借以自比。从他的画作中，观者也可以看到画家自身的“宁耐岁寒，不以盛衰改”“挺然独秀，壁立万仞”的高尚品格。而此幅《山水图》扇页尺幅虽小，但却饱含着陈继儒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