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签书法历史悠久，无论是诗歌、文章集结成卷，还是书画作品集结成册，总要有签条彰显这些卷册之内涵，以期简捷方便地引起读者的注意。题签之作既是这些卷册的题目，也是点睛之处乃至灵魂的外化。为此，题签之作也就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书法形式。古代书画精品流传后世者更少不了名家题签以点题，如宋徽宗赵佶以瘦金书所题之李太白《上阳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都是与原作并臻佳妙的国之瑰宝。
于右任先生是近代颇具中华文化素养、艺术创新精神的书法大师，他的题签书法虽是“小题”，实为“大作”，其艺术魅力可赏、可鉴、可珍、可宝、可传。
题签之于书籍无疑是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三五个字的签条要写得与书籍内容形质统一、意象相得，实在是一件思接千载、下笔一瞬、妙迹天成的雅事。看起来似乎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之事，但细究其源却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也。
笔者与同仁在编辑《于右任书法全集》的十几年间，收集整理的资料涉及了有关于右任先生文化思想、审美理念、书法艺术创作的技与道，更涉猎了于右任墨迹所存的诸多载体，其中数百部书籍题签更使我们爱不释手、浮想联翩。面对琳琅满目之卷册，分类分析，反复感悟，亦略有所得。这些作品大多是先生晚年居台所作，可见先生晚年人书俱老之境界。在这些敛尽铅华与火气的小小作品面前，你会看到一个饱经人世沧桑的人，一个放下世俗尘念的人，一个由技入道、写得无法而法备的人，一个单纯而又丰富的人，一个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书法大师。
欣赏书法应当将欣赏客体置于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大背景之下，以“道”的观念去解析中国书法的审美观念，解析中国书法“技”与“道”之间的关系，然后能较合理地解析书法家与书法作品，以此观念品鉴欣赏于右任先生的题签书法就有了从宏观到微观、由表及里、由意象到本体的认识途径。纵览于右任先生题签书法，有以下几个审美层面。
一、普世之作，易识为要
于右任先生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保持着普通百姓的本色。他创立“标准草书”时就从全民族文化实际出发，提出“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条标准，并将“易识”列为第一。于右任这位被柳亚子先生誉为“落落乾坤大布衣”的关中农民的儿子，始终坚持普世之作、易识为要，在易识方面费心斟酌，苦心在焉，令人感佩。题签之作的受众是广大各层次的民众，“易识”是对书家为什么人而书的第一块试金石。
于右任先生被誉为“旷代草圣”，他的草书，特别是晚年草书，是海内书家、文化人所共仰之典范、传品。但为了让海内外广大文化人、书法家能看得懂，他在题签中大量使用行书、楷书，只是与书法有关的几种书籍封面题签用了草书。其目的就是为了大众“易识”。于右任先生践行自己的主张行动体现在方方面面，签条虽小而意义重大，他于此更慎下笔了。在为香港诗坛题写祝辞时，他先用草书写了“香”字，后又改用行楷写“香”字，就是践行“易识”标准的例证。
他所题《留学指南》《晋唐楷法大观》《大词典》《吴昌硕画宝》等均以由魏碑楷书脱胎出来的有自己笔法的楷书为之，“易识”而美丽，心怀大众，用心良苦!
二、真力弥漫，阳刚气盛
于右任先生从小就有赤子之心、爱国情怀、勇敢之气，对清朝封建统治有叛逆精神，且意志坚强。民国初年，他在陕主持军政大务时屡次受挫，“虽九死其尤未悔”。在人也不堪其状、避居耀县药王山时，他“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研究北魏书法，还写了以草木喻人喻事之《民治校园纪事诗》。也就在此时，他与孙中山先生一起提倡大家书写具有尚武精神的魏碑，把书法学习与民族精神之振兴结合起来，这无疑是对中国书法审美理念的健全与升华。而他的书法创作，终其一生都未离开这一最高追求。20世纪30年代他所创作的大量楷书、行书作品都践行了这一精神与书法审美意象追求。他那些大气磅礴、真力弥漫、令人震撼的作品就是阳刚气盛的典范。这一审美理念与追求是他一生书法厚重坚实的基础。品鉴他的题签书法也须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真力弥漫、阳刚真气在焉，这些同样体现在题签书法之中。
如徐照教授英文译本《老子》、严协和编述之《孝经白话注释》、陈慧复述《孝经讲义》、江光亚著《中国国史颂》、游鸿编著《文章作法》、张扬明《萍梗吟草》以及《还我鲜卑》《明清遗贤墨宝》《国父墨宝》《张大千先生画集》《涵寰治印》《成功之路》等，无论著作是哲学、理学还是艺术，于右任先生总是以自家精神气质贯穿其中，真力弥漫，大气磅礴，超今远古，非第一等胸怀、第一等笔墨弗能为也。
三、形质相辅，意象相通
书籍本身因其内容所使，有严肃庄重者，有和合平静者，有风流多韵者，有天真幽默者，有大气磅礴者，有典雅浑穆者，有童心犹存者，有沉稳多谋者，有儒雅深厚者，有崇礼尚义者……凡此种种，可谓人间百态毕具其中。于右任先生题签时能尽量使之形质统一，书籍内涵与题签书法在意象层面相契合，或飘逸洒脱，或稚拙天真，或粗犷不羁，或谨严求正，或斜曲随意，大小、疏密、斜正在一支意蕴深厚而又变化多端的生花妙笔之下，小中见大，形朴神异，堪为大师之笔、古今书林之最。赏此签条书法，常读常新，令人叹为观止。
经分类分析后发现，于右任先生在题签时始终寻找与书籍精神内涵之契合点。从他早年所题《留学指南》《草书月刊》起，诗集、纪念集、书画集题签我们总能依稀感到题签与书籍本身间的意象相同之处，有时几乎是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
“佛”是于右任先生十分尊重的。为佛教类书籍题写书名时，他既一丝不苟、庄严正大，又将“佛”字结字变形，以斜辅正，趣味多端，绝不一字万同。先生构思之妙、笔法之活，令人遐思不尽，正应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之偈语。
又如《孝经讲义》，突出了“百善孝为先”之意，“孝”字略大，非无意乎!《自强不息齐吟草》《伟大的母亲》《劝世全篇》《正气歌》等题签，无一不与内容意象相契合、相表里。
四、翰不虚动，唯美是求
古人于书法讲“翰不虚动，下必有由”，其实就是指书法对形式美的追求。书法作品的形式美是书家精心追求的审美理想的体现，也是书家艺术技法修养之物化形态。于右任先生早年习“二王”，习褚、赵等大师作品，后转而学习北魏碑刻及墓志书法。习魏之作倘置于北朝碑志之中亦无法分其高下，但于右任毕竟是有创作性的书法大师，他在有了坚实北碑楷书基础之后，大胆运用篆、隶、行、草笔法笔势，在楷书、行书上写出了超越古人、超越当下的大气磅礴、独树一帜的楷书、行书作品。这些作品收集于1934年出版的《右任墨缘》之中。
笔法笔势、结字字势美的追求是中国书法美最基础的形式构成因素。中国书法起于用笔，基于结字，成于章法，美于气韵，“技进乎道”、技道同一是其要义。中国书法的形式元素(用笔、结字、章法)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从这一实际出发，对成熟的书法家我们可以说个性化的形式就是内容。古人所谓“书为心画”，从书法的角度讲，蕴含着书家审美理念的、感情表达甚至瞬间感情波变的形式就是“心画”，就是“内容”。我们在欣赏于右任先生题签书法时，也应当关注他在题签书法中所表达的心画唯美追求，更要关注他的道法自然，活笔、活字之多面特性。
清初大书家傅山曾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四宁四毋”是特指有了相当造诣的书法家应追求的终极审美意识。近代天津王世镗先生论书诗“一留一走莫安排，功力天然两取裁。颇怪世人偏错误，草书匆遽正书呆”也正合此理。作为王世镗的伯乐与好友，于右任先生晚年书法的确进入了化境，无法有法，无意有意，率意天籁，自成佳构。
晚年在台湾于右任先生作《写字歌》，是说写字之要诀的：“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吾有志焉而未逮。”这首歌也是于右任自己对书法的终极觉悟。至此境界，则会将胸中、笔下之积淀于下笔之一瞬间自然涌泻而出，“自然”“迅速”“轻快”“美丽”，虽然绝不刻意作书，而其所成之墨迹一定是活笔、活势，是率意无意之翰墨至宝。
于右任先生题签中的《清初鼓词俚曲选》《木皮散客鼓词》《春风杖履园》《摄影艺术》《静好食谱》《自强不息齐吟草》等，无论笔法运用还是字形夸张变形，都到了一种全新的书法境界。
从笔法分析，篆、隶、楷、行、草自然融合为“于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结字字形、体势分析，更是他行草结字中求新求变的“反结法”大量自然践行。笔者在分析先生行草书时已举过一些早期书作例字，近几年又见到许多朋友对于右任先生晚年书法此类作品甚感兴趣，略加排比选字分析的确有百态、百势、百面、百神之感。
如《鲁若衡先生访日书展实况》，此题似以硬毫为之，方折多于圆转，破锋、断柴亦在所不计，笔画粗细变化幅度甚大。紧收中宫而夸张其笔，收笔蓄势敛气，整体苍茫遒劲，似乱头粗服而实为天籁之笔，可珍可赏!《台湾中国医药》整体结字取纵长势，与习见之魏楷体势大相径庭。“中”字一改上伸下促之势，先生“各尽字之真态”，除“台”“医”二字突出重笔，余皆以细线为之，清容隽貌多趣味。
从选字分析可知，先生在运动中行笔，如风行水上，自成涟漪，一波三折，活笔动势而成活字。读先生1962年的日记，我们会发现他使用毛笔和使用钢笔写出的字，其细笔点线与斜曲之结字正相一致，毛笔钢笔的界限也打通了。
五、虽为小题，实为“大作”
1948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举办竞选之时，别人用“条子”(金条)拉选票，于右任先生也用“条子”。他写了近两千幅“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用于拉票，是小幅，也是大作;他还手书《为民前锋》等书法小品赠人，是小品，也是大作;历年来摄影家为他拍了照片，美髯翁也将放大的照片题字送友人，是小题，也是大作。特别是1960年他80岁生日时，著名摄影大师郎静山先生为他拍了十分潇洒的长髯玉容，他洗印许多照片题赠友人。据跟随去台湾的冯国麟先生回忆：于右任先生是年是时想起了他不能忘怀的曾受到他激赏与资助的西北才子霍松林，问“有无消息”，并将亲题照片托冯先生能回大陆时转交霍松林。除此尚有他为海外门人日本金泽子卿所题照片，还有前后为刘延涛、胡恒等所题照片。这些仅有上下款的几字的作品，应当是先生的怀旧之作，笔精墨妙，件件有情，件件精彩，更是小题“大作”之典范。
于先生题赠他人之小品，其中可以说是件件精绝，《为民前锋》就是如此。此书体势以魏楷为框架，扁方而重心低下。第一字体态大而笔力厚，管领整幅章法。第二字略小，第三四字渐大渐宽，托住全幅。章法疏朗，气息贯通，大气贯注，小品不小。《开拓光明时代》《青年园地》《满座春风》《美洲画报》《博施济众》等，也小题“大作”，各具特色。
1932年，于右任先生在南京为徐悲鸿画马时题“骏马如青年，飒爽腾奇气。何以策长途，伏枥有老骥”。此时是先生行楷书法以北魏楷书为基础创出自家面目的时期，其磅礴之大气、强悍的尚武精神于笔下流淌。其诗与书正合悲鸿先生之画境，堪称珠联璧合。
于右任先生尚有题画之作亦堪称小题“大作”。如1930年10月为钱云鹤题《大法东来》之作，用北魏楷法体势，而且笔势开展处正是自家精神之外化。1949年赴台后，尚有1958年为玉山用标准草书题《三犬图》，题“上海日报内销三周年纪念”，章法上补白题写参差错落。用标准草书“题十七岁师大附中学生陶天林画马”，用杜甫《丹青引》句“一洗万古凡马空”，鼓励后学之殷切厚望在焉，与当年题徐悲鸿画遥相呼应。岂无缘乎?(附图均为于右任题签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