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敦煌汉简，略以东汉诸碑之旨趣，稍去其荒率过异处。
自从元、明、清以来，书与画的关系更加密切。不少人书画皆能，在两个领域都有地位。一般画家也能写一手好字，一般书家也能画几笔画，哪怕偶一为之，也很有意思。不过，一般谈论书画关系的，只承认书对画的影响，不承认画对书的影响。直到近些年，书画互为影响的这一事实才被承认下来。书与画互相影响的原因在哪里，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这一问题可从几个方面去看。首先，写字与作画所用工具是相同的，其运用方法、操作方式大致相同，相互影响是自然的事。其次，作书与作画多掌握在一人手里，即便有所侧重，也不妨碍书画之间的相互影响。
把“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说成是学书的最高的境界(见孙过庭《书谱》)，是不对的。如果把“随心所欲”看成是高水平还可以，而把“不逾矩”当成是最高境界则有点荒唐。“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充其量是一个非常熟练的保守者。创新就要逾矩，已有的“矩”都是旧的，创新则必须创造出新的“矩”来。
具体一点说，书法早期用墨是一色黑的;到了明代，青藤、王铎、祝允明、董其昌等人的草书中有了明显的浓淡与干湿变化，当然这是画法“反馈”回来的。上列四人都是书画兼擅的，在他们的腕下，书画在技法上自然可以贯通一体。
我很喜欢看年轻人的书法，尤其是他们写的大草。年轻人大胆豪放，我从他们那里得到“解放”的力量。韩愈说过“道之所存，师之所在”。管人家年轻不年轻，我总不能落在古人的思想后面。
从甲骨、金文到秦小篆，再到李阳冰，是从不规矩到规矩。到了清朝的邓石如、赵之谦、何绍基和近代的金息侯等，则又从规矩到“不规矩”，看来“物极必反”是有一定之理的。
简书非书法家所为，良莠不齐。学时不可不分精芜，须挑肥拣瘦，去粗存精。
险绝与狂怪(或曰丑怪)是近邻，但不是一家。书法大家多求险绝而远狂怪，小家以狂怪为险绝，这是以丑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