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顾恺之《论画》云：“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品也。”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云：“夫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为什么顾恺之、朱景玄之流皆说画人物最难?这两段话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人物画形似固然重要，但尤其须得传神，所以难画。如《宣和画谱》有云：“画人物最为难工，虽得其形似，则往往乏韵。”其二，人物画的本质是劝戒(教化、认知)，所以品格最高。故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小引》中言：“画者，圣也。”《宣和画谱·叙》中曰：“是则画之作也，善足以观时，恶足以戒其后……”可见，人物画的难一方面体现在技术层面，另一方面体现在文化精神的表现层面。后者尤其难，难在国画人物要体现历史、文化、德教、认识诸功能。
如此，国画人物最忌空谈，更不能想当然、自以为是。尤其是画古人物，尤当谨慎。画家只有掌握扎实的历史知识、深入了解人物特点，下笔才会有重量，才能赋予每一笔以深度。这就需要画家潜下心来学习。绘画创作从来就不是什么轻松的事，只有那些傲慢、懒惰的三流画家才会企图靠闭门造车来“创造辉煌”、得名得利。然而，观者的眼睛是雪亮的，缺乏历史根据和生活常识的作品迟早会贻笑大方。
画家画人物画(尤其是古代人物)，必须熟知所画人物的思想、性格、生活习性及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环境。否则，我们很难想象他能创作出优秀的国画人物作品来。其原因如下：
其一，人物有古今变化之别，各朝代衣冠各有不同。画今人尚且易识，画古人则须具有相应的历史、人文、风俗等知识积累。故清代方薰《山静居画论》云：“画人物必先习古冠服、仪仗、器具，随代更易，制度不同，情态非一，虽时手传摹不足法也。”齐白石能轻松几笔画出一只栩栩如生的蟋蟀来，其诀窍在于他熟悉它们的特性。而画人物对画家对于描绘对象的了解程度要求则更高。
其二，人类虽无贵贱、尊卑之分，却有身份之别。仙凡道释，气貌不齐;士农工商，自有其表……皆非寻常描摹可得其神情。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曰：“释门则有善功方便之颜，道像必具修真度世之范;帝王当崇上圣天日之表，外夷应得慕华钦顺之情;儒贤即见忠信礼义之风，武士固多勇悍英烈之貌;隐逸俄识肥遁高世之节，贵戚盖尚纷华侈靡之容;帝释须明威福严重之仪，鬼神乃作丑驰趡之状;士女宜富秀色婑媠之态，田家自有醇甿朴野之真。恭骜愉惨，又在其间矣。”这正是古人始终强调的“格物”的功夫。这对于古代画家来说是毕生所修的课业;对于当代画家来说也许是高要求，但也是他们亟须提高之处。
画家要想了解古代人物，既要对共性的历史———文化、考古、民俗等有所了解，又要对个体的历史———生活习性、精神思想等了然于心，这样才不至于在表现人物对象时闹出古今无别、上下无序、习俗不分的笑话。
画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要比画当代人物难数倍，因为当代画家对过去的人物不十分了解，对过去的事情不十分熟悉。当代画家画的古代人物，有时看起来画面和人物相貌都很生动，但未必符合历史事实。比如大部分当代画家描绘魏晋清谈图的画面是：松石下，几个文人袒胸露背，品茗抚琴，相互之间似乎在高谈阔论……画家可能在某种意义上重现了某种历史真实情景，但对于人物的神态和心理是无法捉摸的，因为生活在当代社会的画家无法感受魏晋文人那种“清谈”的气质，进而将之重现于纸上。这种臆想出来的画面容易落入俗套。其艺术意志是难以让读者感知，进而产生共鸣的。所以丰子恺先生这样严格要求他的学生：“如果我发现你们有谁画凝视瀑布的文人，我就把谁赶出去。因为你们没有见过(凝视瀑布的人)。”故此，描绘距当前越远的时代，画家需要储存的专业知识、历史知识、民俗知识和宗教知识等就越多。
中国绘画中的人物画和西洋绘画中的肖像画是有很大区别的。西洋肖像画的背景可以是清一色的，国画人物却常常需要一定的“内容”做衬托———或山水亭榭，或冠服仪仗，或日用器具以及生活场景等。这些都要和时代环境、人物形象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相统一，并表现出完整的叙事结构。故此，要画好某个时期、某个地域的人和物，必须获得该时、该地的人和物所赋予的感染力，因此画家就需要熟知其历史环境和风土人情。画家对所有细节都了解到位，下笔才能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表现出富有思想、充满情绪的人物画氛围。
真、善、美是中国画的灵魂。“真”关乎事，即符合“历史故实”;善关乎劝戒，即“存典故备法戒”;美关乎愉悦，即视觉审美体验。由近几年全国性美术作品展览中的人物画作品我们发现，当代中国人物画更多的是追求视觉“美”，而弱化了劝戒之“善”和指事之“真”这两个要素，以致有大量的人物画面尽是一些流俗之图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作品并不比流传在市井的色情图片高明多少。
传统国画中的人物画几乎都是在“大传统”的文化框架中进行的，强调真、善、美是其必然特点。尽管当代中国画不管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并不代表人物画可以完全脱离“大传统”，而在某类画家形成的“小传统”的文化圈子里大行其道。尊重历史事实是国画人物最基本的宗旨。
中国文化讲究传承，如家学和师承。这不仅是为学者的观念，更是对中国文化之根的尊崇，根深方能叶茂。潘天寿就曾说过：“学习中国画，自古以来都是师徒传授加自学。”直至近代西方美术教育体系传入，中国传统的师徒授受的模式才逐渐被课堂集体教学模式所代替。既然改变不了接受教育的途径，学画者为什么不通过“读万卷书”的方式，从相关书籍中接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呢?为什么不通过“行万里路”的方法，去体验世间万事万物呢?
可以断言，中国画只有在传承中创新才可能有真正的出路。尊重史实与现实是画家作画的必需。否则，任你如何炒作、如何宣传、如何鼓吹，亦不能使作品在美术史中有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