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有钱人多，书法家也多，于是，逢年过节时贴“福”字的也多了，盛世繁华也!许多“福”字被故意倒着贴，为何?就是期待你“很二”地说出“福到了”，妙在无意之间，主人则以为自己讨了口彩，接下来会大喜大吉。想想，此种有些捉弄意味的、民间讨口彩之举，的确比那些直白、傻愣的“生意兴隆”“吉祥平安”的祝福高级多了,很有中国味道，而这中间国人的高调或低调，且不多说。
我浅陋地以为，所谓“口彩”，即是以一些吉利、美好的言辞来激化正向情绪、化解病癖的一种途径或工具。中国为礼义之邦，言则讲究有理有据，哪怕是强词夺理，只要能归结于理，并且还能得到大家认同，那就是好理。在传统的牌匾书法艺术中就有利用这种别样的、有理有据的“口彩”，来达到广泛传扬的目的，客观上也有力地推动了文字与书法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口彩正是由作者与作品的“病癖”而生的。
避暑山庄牌匾
承德“避暑山庄”的牌匾蓝底金字，悬于正宫内午门中门上方，为康熙皇帝御笔，其中“避”字中“辛”部下却多写了一横，有人说这是一个“天大的错字”，也有人说康熙皇帝为了镇住江山，就多写了那么一笔。根据一些资料再加上个人理解，我认为这个多写了一笔的“避”字，较好的解释可以是这样：康熙皇帝贵为雄视天下的天子，一般不存在要避让什么，更不可能被动地去避什么，除非受到威胁或天下不稳了。暑为天之时序，避之在理，“避”字多写一笔，为意识之先行，可谓主动之避，非避难之被动避也。如此，以显天子之圣明与威仪也。
花港观鱼碑
过去，皇帝是可以造字的，这康熙帝造的字也不啻这一个，他在西湖留的“花港观鱼”碑也出错了。他将“鱼”字下“四点水”写成了“三点水”，何理?人家说了，这是因为康熙爷信佛，心怀好生之德，瞧那“鱼”字下四个点如“火”字，鱼在火上烤，那哪能成?就顺手写成“三点水”了。哈哈!若果真如此，草民我在想那鱼儿少了水，会如何?你懂的。罪过罪过!从汉字的源流上看，这鱼下“四点水”好像是由鱼之鳍、尾演化而来，而跟水无多大关系。这康熙皇帝也算是强词夺理了。而乾隆皇帝在杭州西湖湖心亭有手书碑刻“虫二”二字，一般情况下，如果不经人提醒，大多人难免会一头雾水，什么意思呢?原来这“虫二”玩的是拆字游戏，“風月”二字去掉外框，不就是“虫二”吗!而另一层意思是说此地风光极好，所谓“风月无边”也!这“口彩”故事大妙，故常被人套用到其他人的头上，有说吕洞宾的，也有说某某人的，其实不必考证谁说谁写的，重要的是有这么个精彩的“口彩”故事让这块“虫二”碑闻名天下，这就足够了。
风流宛在牌匾
如果说康熙皇帝造字博“口彩”还是威权多了点的话，那么，其外的人可能文采“病癖”就多了一点。江苏扬州大明寺的平山堂牌匾左面的“风流宛在”匾额，为清光绪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题写，据说是其为追念扬州任上的欧阳修而作。这“风流宛在”四字中，“流”字上少一点，“在”字右下多了一点。这又是何理?原来扬州是个好玩的地方，唐朝时已是繁华之地，杜牧有诗为证，曰“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十年青楼，如好梦一觉，是何等惬意、醉美的日子!本是诗人骚客情怀的欧阳修到扬州任官，面对美景美色，自然不能辜负。据说每到夏天，欧阳修就会在这平山堂里大宴宾客，以美伎、乐舞助兴，座中宾客以荷花作击鼓传花式的游戏，鼓乐歇，花在谁手谁则诗，如此往复，美女香艳诗酒花，深夜不止，这欧阳先生也够“风流”了。刘坤一在题“风流宛在”时如将这四字正常写出则毫无波澜，而能混到他那位置的绝非一般人物，都是些能玩些小九九的骚客，于是他笔下的“流”字少了一点，“在”字就多了一点，这一少一多，意思则曲折、有趣起来，何解?可谓左右逢源，左可讲：少点风流，多点实在;右又可讲：少流一点，多存一点。高手就是高手，不得不服。其实，从文字源流上讲，以前许多碑刻中的“流”字上面就没有那么一点，而为了好看，许多书法家在写“在”字时习惯性地多写一点，这在书法里谓之增笔，可以认为是书法家为了更“艺术”而如此。
如果说，“风流宛在”的口彩还有可能是其他人牵强附会的话，山东曲阜孔府大门那蓝底金字“圣府”匾额下那副“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的楹联，则绝对是有意的，上联中的“富”字上面的一点没有了，“宝盖”成了“秃宝盖”，下联中“章”字的下竖，上穿过中间的“曰”部，两个字成了明显的错字。当然不用担心圣人所在会弄出如此低级错误，那其中又是何理?其言“富贵无头”与“文章通天”也!如此一解释，两个错字就成了点睛之笔，一下子将上下联的核心意思调动起来，将这孔府主人的非凡身份也凸显出来了。关于孔府这两个错字的来历又有各种传说，其实也不必太关心，而应该重视“富贵无头”与“文章通天”中阐述的道理为何?“富”字去掉第一笔成了“富贵无头”，其隐含的道理即“盈则亏”，这是我国的一个传统哲学思想，故古人于事、于物常讲究留有余地，尤其对一些易令人心性迷失的东西，都时刻保持几分自我警醒，如富贵、权势等，因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以前常有人以“求阙”为斋室名字，是知其理而主动“求阙”，以期相对长久地保持一定的盛势。“文章通天”是说什么呢?当然是说文章要上献天子，为天下所用，儒家学说正是一门为为政者所推行的学说，孔夫子所作当然是通天之作了。通过“文章通天”来达成经世致用，作为一种文人理想，甚至是最高理想，一直影响、延续至今。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好像都养活了一大批“述而不作”的御笔、文人，从此，“述”与“作”的运行成为一个解不开的结，有时甚至成了各种各样的皮，其中曲直也难以言说。经世致用，难矣!
事之能传多具癖，文人骚客也多有癖好，苏轼谓之“病嗜土炭如珍馐”，牌匾书法中的病癖，无意或有意地成了“口彩”，这些“口彩”反过来又使这些有“病癖”的牌匾从众多的同类中脱颖而出，穿越历史的时空，逐渐成为牌匾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为“病癖”而言理是国人的灵性与智慧，感觉这好像也是传统文化中一个部分一样。于牌匾书法，是否要倡导这种“病癖”文化?老实说，我实不怀疑国人有为“病癖”言理之智慧，但如灵性迸发，人人造字，皆自成一说，不日则病癖满天下，则文字乱矣!正如当下广为诟病的店名招牌，如“衣衣不舍”之类，正是道理所在。
牌匾书法中的“病癖”，还是悠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