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如乐图多年来立足于内蒙古高等学府，致力于书法、篆刻、现代刻字诸门类的创作实践与教育工作，成果颇丰，影响益深。他坚持“大书法”观，在书法艺术的这三个门类中融通并进，渐入佳境。
艺如乐图的书法以隶书和蒙古文书法为代表。他的隶书取法汉隶端庄一路，而又融入简帛、篆隶书意和当代意趣，追求雅正书风。在他的隶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汉隶经典碑版《礼器碑》《乙瑛碑》《张迁碑》的体势和功底，结字端正雅致，笔画精到，波磔分明，运笔力送笔端，一丝不苟。同时，其隶书又具有时代审美趣味，把汉简、帛书所具有的篆隶之间的情趣巧妙地吸收进来，增加了古朴沉厚的气息。而平行线条的运用和块面状构成的出现，使其隶书在端庄古朴中增加了流动与别致的现代形式感。从书写心境看，艺如乐图的隶书写得不急不躁，颇有轻松儒雅之风，走的是正途而非险径，与那些以丑拙变形为形式追求的风气截然不同。
艺如乐图热衷于蒙古文书法，这与其身处内蒙古地域和他的蒙古族血统分不开。在他的篆刻与现代刻字艺术中，蒙古文书法一直是主要体裁之一。蒙古文书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八思巴文。八思巴文为元朝政府的官方文字，元朝政府颁发的各种公文律令一律用巴思巴文书写。这种文字虽然其符号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全靠语言本身的意义来传达，但是却能标记蒙古语和汉语，在体势上有些方整篆书或甲骨文的意趣。艺如先生在八思巴文书写中强调中锋运笔和顿挫笔法的表现，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沉厚朴实、古朴苍劲之风。艺如先生的蒙古文书法作品颇有行草书和章草笔意，别致而抽象，与汉字书法相比，具有一种审美上的“陌生感”，值得玩味品赏。
以书法为坚实基础，艺如乐图的篆刻创作别具一格。其作品或为大篆体势，或为八思巴文情趣，多以古玺印、复边白文印或封泥的形式出现，具有现代形式构成感。在刀法上，他以冲刀法为主，又适当修饰，追求古朴率意的金石气息。其作品章法善于运用虚实对比和形式构成法，具有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之致;刀法上数笔联排，冲刷不羁，富有冲击力。艺如乐图的篆刻边款以行楷书为主，恣肆浑朴，富有形式之美和气势之美。其肖形印的形象精练生动，有版画的沉厚之气，展现出书家扎实的绘画造型功底。
艺如先生还在现代刻字艺术领域勤奋耕耘，收获颇丰。他的作品多次在全国或国际性刻字艺术展览比赛中入选和获奖。我们是否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努力，现代刻字艺术在内蒙古落地生根、独树一帜呢?他曾考入清华大学王志安书法刻字艺术工作室高研班深造，深受“义形刻字”创作理念的影响。王志安“书刻共进、义形创作、强化修养、深度发展”的教学理念为当今现代刻字艺术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教学与创作模式，也促使艺如乐图更新观念，在现代刻字艺术创作领域创作出了一批力作。书法和篆刻艺术始终是现代刻字艺术的基础和发展动力，艺如乐图在书法和篆刻艺术上的深厚功底使他在现代刻字艺术领域如鱼得水。他的作品在形式上先声夺人，却又有主题和观念，耐得住细细品味。其《和》《长沙万里》《智圆行方》等作品，每件都有一个独特形式，超越了传统刻字的附属性，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他作品的形式构成、色彩构成、刀法肌理、装饰装潢等手段的运用，均体现出大刀阔斧、沉厚莽苍的草原情怀和个性魅力。作品表现了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以及他对时代问题、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是不可重复的独特创造。
艺如先生身处内蒙古大学的学术环境之中，其艺术价值具有区位优势与民族特色。内蒙古为我国第三大省区，毗邻八省区，跨越东北、华北、西北，靠近京津，其北部与蒙古国、俄罗斯接壤，在文化上为交流传承的重镇。其文化以蒙元游牧文化为传统，又广泛融入了中原农耕文化，吸纳了西域文化的有益成分，富有豪迈莽苍气象，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成分之一。艺如乐图的艺术探索显示出他关注蒙元文化的民族特色。蒙古文、八思巴文不时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这既丰富了汉字书法，又延续了蒙元文化传统，是当代书法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形式之一。
吴昌硕有言：“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中国艺术博大精深，异流而同源，贵在能够融会贯通，一通百通，相生相长。所“通”之处在于原理的相通、趣味的相通、艺术手法的相通，最终归结于独特艺术个性的通融。清代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艺如先生在书法、篆刻、现代刻字、教育、创作诸领域中齐头并进，都有优秀成果，也是源于艺术之“通”，是其丰富的艺术个性、艺术才华的流露。“通”才能“达”，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最终造就他的艺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