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其国号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疆域异常广阔。元初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绝对统治权，多年未开科举，众多士子进阶无门，国民也被划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体现出对汉民族，尤其是原南宋辖区内汉人的歧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教和文化领域，统治阶层则采取相对宽松的多元化政策。很多愿意入仕的汉人，凭借其过人的学养才艺依然可以享受到朝廷的厚待。身为宋代宗室的赵孟頫即官至一品荣禄大夫，高贵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对其艺术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他作为成功伯乐的重要资本，正是在他的培养和举荐下，以邓文原、张雨、朱德润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才俊才得以在当时的艺坛崭露头角。
生活于元末的朱德润出身于东吴望族，少年时师从吴兴名师姚子敬，熟知儒家经典。身处江南的碧山秀水间，感悟着经典文化的玄妙，这种生活状态使他对未来憧憬无限，适逢仁宗朝恢复科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一时间似乎已经近在咫尺，他甚至开始庆幸自己所处的时代。然而，他在历史上是以书画而闻名的，这主要得益于高克恭与赵孟頫。起初姚子敬认为：“艺成而下，足以掩德。”他希望朱德润以儒学扬名，过多的追求艺事或许会掩盖其学识品德。但画家高克恭在拜访姚氏时，偶见正在作画的朱德润，不禁赞道：“是子画亦有成，先生勿止之。”高克恭曾位居刑部尚书，又与姚氏相友善，其言语之分量自不待言。此后的朱德润遂潜心绘事，终成一代名家，这除了朱氏自身的天赋与努力之外，这位长者的鼓励和期许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赵孟頫与朱德润的交游时间当在赵孟頫任职于吴杭之际，约在1312年后。对于朱氏这样的人才，赵孟頫是颇为赏识的。为了给朱氏提供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赵孟頫适时地将他推荐给了正在杭州巡游的高丽王王璋。1319年冬，朱德润首度进京入仕，授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身份的变化使他频繁往来于仕宦门庭，其间获观大量的皇家及私家收藏，其自云：“自弱冠游燕京，诸王公家及秘府所藏，悉得瞻览。”可以说，眼界的开阔是艺术提升的首要因素，对他今后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青年得志的他，在很多人看来，其仕宦生涯应该是会平步青云的，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高丽王的失势、病故以及英宗的遇刺身亡等一系列变故，朱德润毅然辞官归隐，“增益学业，不求闻达”近30年之久。至于其中的原因，朱氏未曾明示，或许是对宫廷内部血雨腥风的畏惧，又或许是缘于知己故人离世后的孤寂落寞。但不论如何，居乡的恬淡生活似乎更适合他，没有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争名夺利，也无需再迎合上峰、揣摩圣意，诗文书画既是他的“正业”，也是他寄托情感的重要归宿。其间，朝廷多次想起用他，皆被婉拒，直到1350年，终于出任试院执事官等职，三年后以病辞归，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病逝于吴地。
提及元代书法，人们首先会想到赵孟頫，可以说，元代主流书风是在赵氏复古旗帜的倡导下而逐渐形成的，比他年辈稍晚的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也不得不承认：“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故而，在当时以“赵体”为学习范本已俨然成为一种风尚，赵孟頫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和尊崇的阶级地位，对学书者自然有着旁人不可比拟的吸引力。甚至有学者将邓文原、张雨、俞和等人统统归入“赵派书家群”，这足以说明其书坛泰斗的地位。朱德润生长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又有机会得松雪亲传，赵书之风神在他笔下时时显现，在赵氏去世后更受到皇家的恩遇，被委以重任。“时集善书者以金泥写梵书，遂以德润总其事”，足以证明其书名之盛。
朱德润《范成大田园杂兴诗卷》局部
遗憾的是，朱德润的传世书作极为稀少，据笔者所知仅有三件，其中最为精彩者当属上海博物馆所藏行书《范成大田园杂兴诗卷》，此卷长六尺有余，1362年67岁所作，为晚年精品。其风格极似赵孟頫，点画遒健劲拔，笔势舒展落拓，撇捺开合大度，绝无局促之感，用笔线条的提按变化极为丰富，厚重处丰腴清雄，瘦硬处则细而不弱似铁画银钩，笔笔有痕。详而观之，较赵氏的温润雍容、笔锋内敛，更具刚柔相济之英气，体势也更为开张纵逸，流露出作者轻松洒脱的创作心态。范成大是南宋的著名诗人，其诗中所云的“柳花深巷午鸡声，桑叶尖新绿未成。坐睡觉来无一事，满窗晴日看蚕生”的田园美景正是朱德润晚年的人生写照。汉末蔡邕曾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散怀抱”是一种老庄的虚和静谧之态，无思欲，无挂碍，亦无机心，无欲则万物通达，好的书法作品必然是由心而发的一种“物化”表现形式。虽然朱氏作书难出赵氏规模，所出“晋韵”也是站在巨人肩膀之上而求得的，从书风的独特性而言，很难用“自出机杼”这样的赞语来评价其艺术成就，但若从创作者的立场而言，书画不过是“畅叙幽情”的笔墨游戏而已，也许对于他这样一位儒者而言，书画艺术所带给他的精神享受和诗意宣泄才是更为重要的。
朱德润不同于一般的书画家，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儒家的情结，他的心灵徘徊于仕与隐之间，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体现在作品中，即表现为缺乏突破既定风格的勇气，在守成与出新的关系上过于消极。因此，在与杨维桢、黄公望、倪瓒等真正的隐士相比，其作品整体的格调和趣味便显得逊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