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琦(1298—1369)在书法史上影响最显著的是他的篆书，这源于他对“小学”的深入研究，其所著的有关《说文》的著作有《六书正讹》《说文字原》等。《说文字原》是一部研究《说文》部首的专著，从排序到形义分析对《说文》部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于规范文字以及推动《说文》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六书正讹》是一部阐述《说文》、辩证俗字的字书，这两部书推动了元朝《说文》研究的发展。以上研究有利于他篆书的发展成熟。杨士奇在《书说文字原后》中称“周伯温篆书，今世无过之者”，在《东里续集》中说：“元之工篆书者多矣，伯琦最用功。其作字结体，盖出泰山李斯旧碑。”周氏篆书取法“二李”，但融入了汉篆的体式，变秦篆的圆畅婉转为方折。从某种意义上说，周伯琦是开一代风气的，遗憾的是明人并没有延续此风，仍是“二李”一路的小篆，直至清代邓石如开始，这种写篆的方式才得以延续。周氏篆书为时所重，连“国朝第一篆法”的赵孟頫也夸他的古篆“字颇肥，而玉润可爱”，张雨在《官学国史二箴卷》卷尾跋云“伯温篆书为本朝冠，而偏旁点画皆有来历，无间然者”，对伯琦篆法评价甚高。
周伯琦的书法造诣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学。周家为饶州望族、三世翰林。周伯琦的祖父周垕自幼明经博学，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甲戌登进士第，署江东提刑干办，是鄱阳周氏家族的第一位进士，宋亡不仕;父亲周应极经史皆通，学术修养很高，曾为翰林待制、集贤待制兼同知池州总管府事等，与仁宗、英宗有着密切的关系，同程钜夫及当时著名文人袁桷、马祖常、虞集等人交好。周伯琦则与康里巙巙、贡师泰等交善，而作为前辈的康里巙巙将善书的周伯琦推荐给元顺帝，由此开启了周伯琦的仕宦之旅。周伯琦行书得晋人遗韵，“不肖尝从侍吴文正公、虞文靖公、赵文敏公于馆阁时，得承师法”，师法赵孟頫是其行书之源。周伯琦是元代中晚期赵派书家群的一员，且与赵孟頫之子赵雍亦多往来，良好家学和社会交游圈是他成功的基础。周伯琦曾官居左丞，左丞是正二品官职、副宰相。在元代，汉人能够官居宰相，进入权力中心，颇为不易，故而周伯琦一生谨慎，这一点从他的书作中可窥见端倪，无论是篆书、楷书还是行书，几乎看不到夸张、恣肆的书法。
这件《至日遣兴即事二首》即为周伯琦的佳作，内容是写给贡元元懿的两首诗《至日遣兴》《即事》，作品纵27.8厘米、横61.4厘米，为元人书法册中的一幅，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作初读觉平淡无奇，细品颇有意味。其字行为主，略带草字，如“云”“得”“官”“致”“书”“何”等字。虽为草字，却写得中规中矩有法度，写得端庄、大方却不事张扬，与其说其受“二王”古法影响，倒不如说受赵孟頫的影响来得真切，无论是用笔还是结体，都可见赵孟頫的影子。由于周伯琦与赵孟頫相交在赵的晚年，故而赵对周的影响是其晚年风格。从这件作品来看，周的用笔较为典雅苍劲，并且字的结构略取横式，其气息更显高古。用笔方式虽然取法于赵，但增加了不少方折，更显峭拔端庄。整件作品分为两部分，《至日遣兴》和《即事》。整体而言，《至日遣兴》书写得较为规整，每个字占据的空间极为相近，字与字之间无游丝相连，如果如此书写下去恐怕就会状如算子，但最后一字“翁”却独占一行;《即事》起首“即事”二字亦是独占一行，在章法上就留出了白，在书《即事》时周伯琦的书写明显放松，字与字之间的流动性加强，且有“得官”“风飘”“松气”“书何”“长安”字组上下流动，《即事》较《至日遣兴》写得更为轻松自然，似佳于前者，更接近于赵孟頫。周伯琦精于篆、隶，而楷、行稍弱，这一点与赵孟頫恰恰相反，故而周伯琦虽是有元一代受赵影响的典型书家，但其行书中不可避免地带入了篆隶之意，故书写的流畅性略逊于赵字，且笔画不及赵讲究，字的收笔处略显拖沓，不利索，较赵略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