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殷(1926—1999)，号大康，祖籍河北乐亭，生于辽宁义县，1944年入吉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西画。一度从事文物工作，坚持研习书画，后执教于民族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及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是中国当代古文字学专家、古玺印专家、篆刻家、书法家、画家。康殷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协顾问、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员、北京印社社长、中国美协会员、北京秦文学会副会长等。
康殷从小喜爱书画、金石篆刻，潜心古文字研究，并以30余年的精力辑成《印典》巨制。他在“文革”中被逐寒村，在极其艰苦困难的环境中，继续研究古文字形，创获甚丰，著有《古文字形发微》《文字源流浅说》《说文部首诠释》《古文字学新论》，共计有百万余字。他曾获“国家图书奖”、北京“社会科学奖”以及“优秀图书奖”等。康殷的书法各体皆能，尤以魏碑、小篆、金文最为浑穆凝炼、气势博大，有《金文书法精华》传世。
1953年，康殷先生就曾为毛泽东主席刻制过一方象牙印：“润之藏书”(见附图)。此印采用长方形朱文形式，“润之藏书”四字纵式排列，无边栏、平头无纽，象牙尺寸为0.6×3.2×4.4厘米。象牙印两侧宽面有边款，因为印章材质的缘故，此边款并非用刀所刻，而系用黑墨调和了固色胶一类东西绘制而成。印章右侧面边款是一位古代先贤，头戴纶巾，身披袍服，抱膝席地而坐，其神态凝重远虑，胸怀城府，静观世事，是一位绝世高人形象。人像的左上方有纵向两行款文：“刻临唐孙位高逸图，辽西康殷”，文下还绘制有一方鲜红的印记。整个款式就像一幅单色线描国画图，极为形象生动。印章左侧面，靠右半部分，有纵向三行字数不等的边款，内容为：“献给最敬爱的毛主席千九百五十三年十月康殷刻于穗市”。浅白略呈黄色的印章两侧加上黑墨绘制的边款，显得非常醒目，也非常别致。并由此可知1953年10月期间，康殷在广州刻就此印。
刻制象牙材质的印章，与刻制石质的印章，在镌刻技法上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清姚晏《再续三十五举》云：“牙印之刀，须利而薄，直向字边切去，自腻润精美。又牙印，不必用软法。”这告诉我们，不仅两者的镌刻工具不一样，而且镌刻的方法亦不一样。一块需要镌刻的象牙，不必用“软牙”液体去涂抹或浸泡处理，只要用薄一些的锋利刀刃，沿着字边切刻就行。笔者曾经刻过几方象牙印，不过没有更换刻刀，只是将刻石斜口刀，磨得稍锋利一些。总之，因为材质韧性不一样，只感觉刻牙确要比刻石难度大一些。
康殷刻制的象牙印宽度只有半公分左右，本身就已经很窄，如果再在四周刻上一道边栏，那么印文就会显得更小，笔画多的印文文字就不好布白落刀了。这样，康殷所以刻成无边栏印章，也就好理解了。笔者仔细观察过原印效果，印面上纵横自如、开合有度、井然有序，线条匀称利落，居然与石质印材的视觉效果几乎一模一样，颇见作者的功力与水准。
我们从“润之藏书”印的印蜕可以看到，印章以纵取势，布白虚实有致，印文大小、占地多少，皆因字而宜。特别是“之”字，笔画虽少，但利用三个竖画，向上放射出去，既巧妙匀称又灵动活泼，成为全印抢眼的“亮点”。该印结体系在汉印缪篆的基本格局内，用端庄方正的小篆笔意刻出。线条遒劲秀丽、起伏自然，粗细、轻重都包含在微妙的变化之中。特别是诸多笔画的收笔比起笔稍尖细一些，而起笔都呈“蚕豆”一般的圆润温厚之状，使印章充满刀意与笔意。此外，结体的转折亦刻制得非常到位，其主要特点是方中寓圆、圆后见方，转得自然、折得合度，一切尽显自然而然、恰到好处。
此印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衡量，尚存在遗憾与不足之处。其一，藏书印使用的载体是书籍，不刻边栏的印章钤盖到书籍这个特殊的载体上，会显得有些散乱，也显得有些不够大气与规整。其二，“润”字略向右歪了一些，“藏”字的布白不够精到，尤其是“臣”字部由于不够匀称，看上去很别扭。其三，笔者多次撰文论述过，“润”字中“王”字部写成“玉”字部，系明清印人的“创意发明”，在《说文解字》《汉印分韵合编》《篆刻大字典》《玺印文综》甚至《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上都不存在“玉”字部的“润”字。因而，篆刻家在刻制高层次、高档位的印章时，印文用字的正规、精准非常重要。
康殷先生是我钦佩的一位学者，他对古文字研究，古印玺研究，书法、篆刻、绘画、考古、漆器的研究，以及经史、诸子、诗词、戏曲、杂技百工的研究皆颇有成就。
纵观康殷先生的篆刻艺术，其作品之中已经融入了北方的乡土气息和甲金文字的神韵。他把大篆独具的苍劲古朴的风神，通过刀笔传递，表现出了涩拙、疾徐以及枯润、轻重的效果，跟古代的刻、铸、凿以及大自然的风化、腐蚀的艺术效果化为一体，使铜铭文、石鼓文等特有的刻铸味、金石味，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他的篆刻雄骏方劲、浑厚圆活、端庄雍容、古意盎然，显现出雄伟、豪放的气度，亦形成了他颇具个性的篆刻风格。然而，“润之藏书”一印，他却没有用自己擅长的印风印路刻制，这可能是由于大康先生的创意，或许是因材质改变而改变的缘故吧。
康殷先生在书坛上没有显赫的地位和头衔，处世也一直比较低调，他不为名、不为利、不图个人得失，只为自己的艺术事业而活。
1996年，他因病住进了医院，竟然躺在病床上完成了《古篆文部首》。他的巨著《印典》共汇集了一百多种古印谱、五万多方印拓。为了这部《印典》，他与夫人从30多岁就着手准备，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了三四十年，终于成功出版发行。其间经历了多少浩劫与磨难，也有油灯、牛棚、饥饿、寒冷的相伴。在他的屋子里，桌上、墙上、床上，里外全是一叠一叠的印稿。他著名的作品《文字源流浅说》，有一千多个古文字释义，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说明注释，并用毛笔楷书抄写、配图，出版后就售出七万余册。康殷先生发自肺腑地说：“古来学人讲求著作等身，屈指算来我的几本书都已出版，可以够得上这个条件了。我比一些前辈学者要幸运许多，在我有生之年居然看到了自己著述的行世。而大多古人每每只能自我安慰地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张辛《回忆大康二三事》)先生的这些做法、实践以及这段话语，正好与笔者同感，体悟尤深，故写下了这些题外之言。
这枚“润之藏书”印现藏国家中央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