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是个好地方，距上海、杭州、宁波、苏州很近，这里没有北方那种空气里总是悬浮着的干燥的微颗粒。落足在这江南的地面上，又适有过一场夜雨，反比北京的气温要来得低一些，空气里面含着水意，清爽着你的脸、你的周身。
此刻，我立在绿树环绕的南湖畔，轻风吹拂着我的衣角。人们都知道，这里曾是中共一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会场所在地;人们也知道，当年在上海的一大会议是在李达寓所举行的，因情况有变，在李达夫人的提议下，大家才转移到眼前这面湖上的一艘游船上来;也已有很多人知道，一大会议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故未来参加，即陈独秀与李大钊。陈独秀的未到原因，据说是虽然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当时他在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学校经费而四处奔忙不好脱身。而李大钊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21年六七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因此不能抽身无暇顾及。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而“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第二种说法是当时身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正率领北京八大院校教职员工向北洋总统府展开索薪交涉行动。
南湖的水势浩大，有一些拍岸的意思。习惯了北方生活的我，对于这水势，便生出了不少的敬畏来，也使人想起周作人在文章里谈自己对北方瘦瘦的人工湖的感慨。我的同窗、书法家陈萧仰女士是此次来游南湖的向导。她的夫君查先生，不仅是位成功的企业家，且是位难得的网罗宏富的文玩书画收藏家，手拥珍贵文物字画逾千件。素具赤子情怀，近年与人合资兴建了万余平米的嘉兴十大文化品牌的嘉兴五四文化博物馆并兼任馆长。馆内分五四新文化史料陈列馆、嘉兴百年风云人物展示馆、千家楹联展示馆、华夏查氏文史资料馆等几大板块，而五四新文化史料陈列馆乃重中之重。我刚从该馆走出来，因此知道便是为数不多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手迹，在其馆内亦均有护藏。
馆藏陈独秀的是一件手札(见附图)，两页，为陈独秀先生1915年编《新青年》杂志时期的手迹。全文如下：“惠片敬悉，弟于青年之外，无暇为文，且更不能作小说，惟舍姪陈嘏，喜译东西文小说，曾为数种，载之青年，文气尚不若时下小说之浅俗。先生倘许录用，既当命其着手，原稿由弟选定(拟取西洋名家杰作)饰文亦有弟监察当不至大谬。至于装头换面，一稿而售数家，此等不道德行为，倘容青年犯此不啻操刀而杀人也。倘他人有佳作，随后亦当介绍与先生，惟稿费大约千言三元(青年收稿费如此)，不审国是定章如何，统希示知，以便饬舍姪遵办。此颂朴存先生道安，弟陈独秀白。国是倘收稿，其费每一星期结算，如何?又白。十月七日。”这是写给黄宾虹的手札。1913年，黄任《神州日报》编辑并主编《神州月刊》。陈氏书法，享誉于世，此通信札，字迹尤为隽秀清逸，堪允珍品。其内容，对于研究《新青年》杂志及陈独秀的生命轨迹极有价值。
该馆尚藏有李大钊写给吴弱男的诗稿一帧，当为1920年前后(该诗见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原文为：“暗沉沉的女界，须君出来作个明星。贤妻良母主义么?只能改造一个家庭。妇女参政运动么?只能改造几个女英雄。这都不是我所希望于君的。我愿君努力作文化运动，作支那的爱冷恺与谢野晶子。”(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一本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这里与后来中日战争时期的“支那”一词演变为贬义不同。)
这是一首白话诗，诗中“爱冷恺”是提倡女权运动的瑞典女教育家和作家，“谢野晶子”是以诗歌反战的日本女诗人。李大钊在此一时期，另写出如《山中的落雨》等多首新体诗。吴弱男为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夫人，乃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之一，曾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李大钊也曾在吴家做家庭教师。该诗以行楷书写在一册大开本的笔记本上，此为其中的一开。还有一件珍贵文物，系1921年北京八大院校向当时政府索薪的代表名录，上有李大钊名址。当年，李大钊何以未出席中共一大，此可为一佐证，或者说，也可于此探得消息。
远望前面岸边那艘模拟的当年游船，遥想上个世纪初，一个蒙蒙细雨天，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竟是辗转在这里正式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行动号角。
南湖——嘉兴五四文化博物馆，这是两处时间不同却一样是在警醒吾华后人珍惜今天平安幸福生活的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