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界对李文田关注不多，其实他在广东顺德的名望极高，甚至超过了同宗后辈——国际动作巨星李小龙。因为站在儒家的立场，读书人的功名始终是最重要的，它甚至可以代表一个家族和某一地域的荣耀。李文田虽贵为探花，然一生并无显赫高位，生活拮据。所得俸禄多用来购置碑帖书籍，其藏书浩浩十余万卷，且多有珍本，在清末岭南一隅也是极具盛誉的。其书斋“泰华楼”之名即取自他收藏的《泰山刻石》及《西岳华山庙碑》两件碑拓精品。《西岳华山庙碑》毁于明代后，拓本传世稀少，唯“长垣”“华阴”“四明”“顺德”四种，李文田所藏即以其县籍命名之“顺德本”，捶拓年代最早，惜佚去两页96字。中年后，李文田曾归粤十数年，主讲于各大书院，弟子门生中多有名士，如梁鼎芬、沈曾植、蔡元培等，对后世影响尤巨。
李文田所处的晚清正值碑学鼎盛之时。自乾嘉以后，邓石如、阮元、包世臣等人意识到刻帖辗转摹刻失真的弊端，遂力倡碑学，将学习研究的范围逐步转移到秦汉乃至六朝石刻，在笔法及审美风尚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变革与拓展。众多关注于金石学的学者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古石刻年代和文字的考证研究，而是将其变为临摹的对象，积极进行各种形式的书法创作。这些民间书手的稚拙无意之作，所流露出的厚重朴茂的金石气慢慢成为许多书家的艺术追求。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于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帖学正脉——《兰亭序》的研究却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影响，纵然是以“碑派”著称的书家也依然对《定武兰亭》多有赞誉。直到李文田的出现，才打破了这一延续千余年的局面，并在他去世60多年后，郭沫若引李氏对《兰亭序》之否定发起“兰亭论辨”这一影响至今的公案。在众多关于《兰亭序》的研究中，考辨真伪是清人的研究重点，这也是当时的学术风气使然，但杨宾、梁、翁方纲等人所发出的质疑主要是针对不同版本的问题，是对“定武”拓本真伪的研究阐释，没有怀疑王羲之与《兰亭序》之间的创作关系，更没有怀疑《兰亭序》本身的时代性，也就是说，《兰亭序》至高无上的艺术地位仍然没有打破。
“唐人称《兰亭》自刘《隋唐嘉话》始矣。……《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按《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曰《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以上是李文田对《兰亭序》真实性所提出的质疑，可简要归纳为两点：其一，唐代所载《兰亭序》在内容及字数上与南朝时期所载《临河序》多有出入;其二，以书风的时代性判断，即晋碑中未见《兰亭序》风格，《定武兰亭》近隋唐规模。由于当时出土资料的匮乏，其观点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过于武断，但其重大的意义在于其疑古精神，这本身也是一种积极的探索。这种问题的提出会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段对后人起到难以估量的影响，远胜于坐享其成或人云亦云。自李文田后，有关于《兰亭序》的研究已不再仅限于版本的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发宽泛。对于各种历史问题的争论与辨析也是引发深层次思考并有利于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李文田对此是功不可没的。
在书法创作上，李文田也有其特点。他早年学书出入欧颜之间，入世后则涉猎广博，五体皆能，但最为书界所称道的当推碑体楷书。沙孟海评其书曰：“从欧阳询出，略参北碑。”或许由于李文田士大夫的身份与敦厚的性格，观其书作可以明显感受到隋唐碑刻和北碑相融的创作意识，且以《九成宫》《苏孝慈》等瘦劲谨严一路筑基。相比赵之谦、康有为的书作，温润雅致的感觉时时溢出，绝不见跌宕险绝之气势。由此可见，其创作立场并不明确，相互渗透、寻求融合才是他最主要的创作思维。或许在李文田看来，雄浑奇伟的北碑过于狞厉霸悍，过多的棱角与斑驳是刀痕和风化的结果，如何还原为笔墨书写的状态才是碑学笔法的核心问题。
要形成强烈的艺术风格需要有过人的胆识与演绎能力，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集大成”书家莫不如此，他们看中的是如何从各种经典碑帖中汲取神采，以期打破以往的常态，这种不断否定自我的学习历程必然会使自家的艺术风貌可以不断地推陈出新。李文田不只是书家、藏书家，更是历史、地理学家，对于一位极具修养的学者而言，在更需要激发潜能的艺术创作上，往往表现出更为理性的一面，因此他所谓的“融合”也主要着眼于在外部形式。写到这，突然想起他与同乡康有为不甚融洽的关系，起因即是对康南海激进政治态度的不认同，这同样反映出李文田较为保守的一面。也许有人会再次提到他对《兰亭序》的质疑，以证明其胆大的一面，其实我们不妨再冷静地分析一下，在当时所能见到资料的前提下，李文田以资料为依据所做的各种校勘分析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