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1日《中国书画报》发表了张亚新先生的一篇文章《究竟该如何看待“临帖”与“创作”——兼与洪亮先生商榷》，对洪亮先生“临创一体化”的教学理念提出了质疑并进行探讨，笔者读后深受启发。但其中一些观点，貌似有理，实则有待细思。今不揣浅陋提出不同见解与张亚新先生商榷，并对书法“临创一体化”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笔者认为，张亚新先生的观点可能并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观点，可能代表了相当多学书人的想法，笔者以前也是持这种比较传统、比较普遍的观点的。这种观点的核心要义为：“临帖”就是“临帖”，“创作”就是“创作”，“临”与“创”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临帖”是初级阶段，“创作”是高级阶段，只有临帖功夫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可以创作，才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这些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推究却并不正确甚至有害。其“害”处主要有三：一是机械地理解“临帖”与“创作”的关系，把“临帖”与“创作”完全割裂开来，没有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那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辩证关系;二是把“创作”想像成一件非常困难、遥不可及的事情，认为初学者或功夫不深者是没资格谈创作的;三是无法回答何时可以“创作”的问题，因为初学者很难自己判定自己的“功力火候”是否达到了可以“创作”的条件。另外，把“临帖”说成学习书法的“初级阶段”，“创作”是“高级阶段”也是错误的。“临帖”只是学习书法的手段、途径和方法，“创作”是目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
洪亮先生提出的“临创一体”的教学理念是他“临创一体化”“本体语言一体化”即“字法、笔法和章法一体化”书法教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长期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成果和结晶，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之所以说它有创新意义，首先在于它颠覆了传统观点中“临帖”“创作”的“割裂论”，强调“临帖”与“创作”是互为一体的关系，“临”中有“创”，“创”是为了更好地“临”，它们是一对孪生“姊妹”。“临帖”就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好的“临帖”作品就是好的“创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兰亭序》，因为流传下来的《兰亭序》都是历代大家如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赵孟頫等名家临摹的，但又有谁说这些作品不是他们创作的作品呢?
其次，洪亮先生强调要有创作作品的意识。这种意识十分重要，特别是大多初学者在临帖时根本没有一种创作作品的意识，临帖就是简单机械甚至比较马虎地临帖，临过就扔了，但如果树立创作作品的意识，临帖者就必须考虑自己的认真程度、作品形制、尺幅大小、纸张选择及款识安排等系列内容，长期下来，就会养成严谨的临帖与创作的习惯，这样就能把单纯的“临帖”与“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打通“临帖”与“创作”的“防火墙”，使“创作”不再神秘和遥不可及，让大家知道哪怕是一名初学者也可以创作出一幅好的书法作品，从而大大提高习书者的兴趣和成就感。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流传在世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临帖作品，尤以汉隶为多。他的临作不是简单意义的初级临作，而是带有自我风格的高级临作。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何绍基在临习前人作品时，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创作意识。
再次，“临创一体化”强调“临”对“创”的极端重要性。很多人学习书法轻“临”重“创”，殊不知“临”对“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朝一代书法巨匠颜真卿曾辞官拜张旭为师请教笔法，张旭起初不愿传授，他认为：“惟言倍加工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反复强调勤奋临帖对书法自悟和创作的重要性。
我的书法老师冯燕平先生曾多次告诫我们，“临帖”就像在银行“存款”，“创作”就像“取款”，存得越多才能取得越多，平时要多“存款”少“取款”，确实很有道理，这也是很多书法家甚至书法大家如王铎、沙孟海、林散之等先生即使到晚年仍临池不辍的重要原因。“万丈高楼平地起”“聚沙成塔、积腋为裘”。可以这样说，“临”有多高，“创”就有多高。没有对“临”下苦功夫，没有“池水尽墨”和“退笔成冢”的功夫和坚持，“创”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难达到相应的高度。
总之，“临创一体化”是洪亮先生在长期教学实践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一种既行之有效又先进科学的学书方法，既有利于深入传统经典碑帖打下扎实基础，又有利于更快更好地进行书法创作。希望有更多的同道一起来实践与探索。
商汤《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几千年的书法史就是我们书法先贤们的书法创新史，因此，我们不管在临习还是在创作书法作品过程中，既要“倍加工学临写”，又要学会思考、学会探索、学会创新，不受落后观念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