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只有37年的短暂国祚，治书法史者往往简略几笔带过。其实隋代书法具有非同寻常的融会一统和开启“法”的建立之历史转型意义。魏晋南北朝政权分化、分治，导致了其时书法斑斓多姿的多向性探索。隋唐国家政治的大一统，造成了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大一统，晋楷、魏楷、楷隶、隶楷、章草、今草、行书多向性变异化探索分头发展并开始走向融合一统。汉字书写的字体演变时代从此走向终结。在隋唐百废俱兴、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的涌动中，书法家们执意构建着普遍通行审美标准与法度的同时，也着力锤炼打造出书家个人的风格特征，开创出时代主调下的个人风格书风演变时代。
传续六朝、统合南北、下启唐人的隋代书风
□朱中原
关于隋末唐初书法史，书学界多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将唐代作为传续六朝遗风的书法盛世;二是以为隋末唐初书法主要是传续“二王”南朝之风，而忽视了北朝书法。实际上，唐人传续六朝遗风离不开隋。唐人不是直接传续六朝，而是通过隋人，而且也不可能绕过隋人，甚至初唐书家本就大多生活于隋时。故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初唐书法是隋代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因隋代只有短短37年历史而被忽视。此外，隋代书法所传续的不仅仅甚至不主要是“二王”南朝尺牍书风，更主要是北朝碑碣书风。更准确地说，隋代书法传续六朝、统合南北、下启盛唐，而这其中一个无法绕过的代表人物即是欧阳询。
但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将欧阳询、虞世南等作为唐代书家来加以研究，乃是因其所流传下来的书法文本基本是唐时所作。也就是说，我们并未见其隋时的书法文本，这就给我们对其书风及其所处时代的判定造成了困难乃至误读。事实上，欧阳询成长的时代相当一部分属于隋代，甚至是比隋代更早的梁，其学书也更多应是隋时。对于古人而言，书风的成熟固然要经历一个历史时期;但大致来说，四十岁左右即已趋于基本成熟。而且，对于大多数书家来说，四五十岁即已进入晚年。隋代结束时，欧阳询已年届六旬，虞世南也正好60岁，早已步入晚年，其书风趋于成熟化殆无可疑。我们不能以是否见到其遗留书法文本来判定其书风的成熟与否。
就书风而言，欧体楷书既有三国两晋时代北朝碑刻古体书法的古朴，也有东晋南朝王羲之今体楷书的妍媚;既继承了较多六朝古体书法朴茂、质朴之风，又具有唐代的时代审美气息。它雄浑、端庄而典雅，是介于北朝碑刻与成熟唐楷之间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代表着一种典型的隋末唐初书风。与颜真卿、柳公权等盛唐楷书相比，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汉隶八分铭石书、北朝碑刻的一些用笔特征，与《龙藏寺碑》同为隋末唐初书风的表征，为隶楷之极则。
可以说，以智永、丁道护、欧阳询、虞世南等为代表的隋代书风是传续六朝、统合南北、下开唐风的又一典范。当然，在欧阳询之前，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人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开拓性工作。王羲之不但引领了中国自魏晋以降的帖学书法史、精英文人书法史，而且还是今体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当时还十分朴拙的带有分书特征的古体碑书改造成为更为接近现在的妍美的楷书，把钟繇与隶书相近的横的体势转化为一种方整而稍长的体势，从而实现了由古体向今体的转变，并引领了妍媚的南派书风。这一改变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成为后世书家书写楷书的典范。王羲之的这种审美改造直接影响了隋代书风，《龙藏寺碑》就是其中典型，与之并行的即是欧阳询的楷书和行书。换言之，王羲之的楷书已经孕育着隋末唐初楷书诸大家的胚胎。据传他的作品《黄庭经》，隋代智永、虞世南、欧阳询等人都花了极大功夫去临习。王羲之的行草书已经脱离了章草那种横式取向和波磔笔势，开始向纵向结体延伸。然而，这只是就江南的尺牍书法而言的。其实在北朝碑碣书法上，仍然更多地处于古体时代。而在欧阳询所处的隋末，已少了北朝碑碣书法的那种自由、散漫和奔放的笔势，而是开始向方折结体转变。由此，楷书由魏碑向隋楷，即由古体向今体过渡。
事实上，魏晋之际，南北地域书风并非截然相分，而是相统合、相融会的，甚至本就一体。那么统合的人物是谁呢?是以卫觊、卫瓘、卫铄等为代表的卫氏家族和钟繇。为什么是卫氏和钟繇呢?这其中自然涉及到王羲之。王羲之生活的南方，简札得以流传，而北朝多碑刻无简札，故北派书法多不名于世。这样，就有了所谓的南派书风。但问题的关键是，所谓的南派书风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及其王氏书风也是来源于卫氏和钟繇书风，而卫氏和钟繇又都属北方人(钟繇是河南许昌人，卫氏属山西河东人)，只不过是他们影响了生活在南方的王羲之，但不能因此就言其属于南派书风。魏晋之际，卫派是一大宗。卫派盛于北，钟派盛于南。实际钟、卫都属北派。但后来，钟、卫两派又都影响到了南方书风，卫氏书风影响及于大江南北。在南方，影响了四大家族中的王氏、庾氏及魏晋高门郗氏;在北方，影响到号称“北方第一名门”的清河崔氏以及陈留江氏。卫夫人与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中表亲，故王羲之幼时亲承卫夫人的教诲。这种统合南北的格局在后来的梁陈之际有所打破，南北有短暂的分离。但继之而起的隋代，随着政权的南北统一，其书风又进而南北统合。于是乎，《龙藏寺碑》、欧阳询出现了。
清人郭尚先在其《芳坚馆题跋》中清楚地指出：“唐初人书皆沿隋旧，专为清劲方整，若郭俨之《陆让碑》、殷令名之《裴君倩碑》皆然。率更(指欧阳询)、中令(指褚遂良)独能以新意开辟门径，所以为大家。”我们从大量的隋碑志中的确可以找出与欧阳询书风极为近似的作品来。它们结体狭长，横画已经向右上稍稍翘起，而波画完全是后来唐楷的写法，这与北魏例如《龙门造像题记》《爨宝子》之类的生拙截然不同。诸如康有为在评价隋朝碑志时所用的“风度端凝”“端整妍美”“运笔爽达”“匀粹秀整，态度安和”，皆是隋代以前的碑刻所没有的。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隋之晚年，书家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精劲”二字就足以证明此点。而这一切都为唐代楷法的整理与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虽不能肯定某一块碑就是欧阳询所作，但也不能否认这里面绝对没有欧阳询的作品。
康有为曾有论书诗句说：“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欧阳询既是古体书法的改造者，也是唐代“尚法”书风和理性精神的开启者，是隋唐政权更迭时代新的书法审美观的继往开来者。
隋代书法的整合及对唐代楷法的开启
□胡湛
大一统的时代决定了书法体式的整合统一
治艺术史者往往爱谈艺术的自身发展规律。其实艺术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谈艺术发展规律不能不谈艺术所生成、存在发展的社会时代及社会生活。而一个时代之大者莫过于政治、经济及文化。所以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同样，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也一代有一代之书法。
隋代是一个结束几百年分裂、动荡、战乱而实现国家大一统的时代。隋朝建立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建立三省六部制，将既往的州、郡、县三级地方政府机构改为州、县二级，开创科举制选任官员等。隋代书法的存在、变革、发展就是以这样的社会形势为基础的。
科举制度促成了楷书的被重视和走向规整
隋统一全国后，一改由地方举荐官员的九品中正官员举荐制度，而变为由中央掌握的科考选拔制。隋大业三年(607年)开设进士科，正式开启科举取士制度，也就是朝廷选拔官员要经过考试、评审、选拔任用。这就使得文化笔试成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而笔试首先是文字的书写。尽管在隋以前，以书法获得官职者已经大有人在，但科举制使得文字书写必须达到过关的水准则成为一种必然要求。这无疑大大增强了士子们认真写字、写好字的动力，也促进了隋代书法走向规范化发展。
梁武帝酷爱王羲之书法，尝令周兴嗣选取王羲之一千字，编订成《千字文》。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生活于梁隋时代。智永尝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送浙东各寺。其一方面在于弘扬和普及王氏书法艺术，另一方面是否也有满足社会士子们备战科举考试、书写规范化高品位书法的需要?而其在客观上则起到了规范统一隋代真草书法的作用。
书法自身的发展演变使其必然走向方整严密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书法是楷行草的发展、演变甚至成熟期。即以社会广为通行实用的楷书而言，其诞生于汉末，以钟繇为先导，形成了南方有王羲之《黄庭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的晋楷，北方有《龙门造像》等魏楷为代表的两大楷书体系。南方晋楷以韵取胜，注重点画的圆润、虚和、灵动;北方则注重线质的厚实劲健以及结字的造型魅力。南方世族文化兴盛，文字多含蓄内敛;而北朝多民族混合，不拘礼教，书法则呈用笔棱角分明、结字疏放跌宕之态，北魏楷书堪称斜画紧结成熟的典范。
但到了东魏特别是北齐时期，以皇朝把控，掀起了以隶书为正统的复兴隶书的风潮。北齐政权将汉代立在洛阳太学门前的《熹平石经》移碑于邺，并使朝野上下大写隶书，形成了隶书复兴现象。隶楷结合的楷隶或隶楷风行当世，但终究完全的复古不符合文字书写发展的本体规律。汉字在晋楷、魏楷达到成熟后，经过北齐的历史回望，其书写经过了隶书的宽画平结、晋魏的斜画紧结、北齐的宽画平结，最终走向符合书写者生理便捷的实用且美观、方整、完善的楷书整合创变历程。
隋代书法的时代艺术特征
隋代书法遗迹盖有碑、志、写经墨迹三大类。碑体书法有隶书，如《澧水桥碑》等，承接北齐隶书复兴之风，用笔上多楷书之平直方笔，结体趋于方整，多有俗意，不足相论。
隋碑或有隶楷遗绪，如《曹子建碑》等，但不成主流。其具有时代新意者则以《龙藏寺碑》为代表。《龙藏寺碑》被称为隋碑第一，唐初书家欧阳询、虞世南，特别是褚遂良，都与《龙藏寺碑》有渊源关系。而《孟显达碑》《龙华寺碑》等虽不及《龙藏寺碑》名声大，但其书法用笔、结字风格也都与唐初楷书有着类似之处，其名声不著或与立碑及出土晚有关。隋墓志有许多书刻精品，像《董美人墓志》兼糅晋楷隽秀和美与北碑方整疏朗之美，《刘明暨妻梁氏墓志》大有《龙藏寺碑》之味道，《张通妻陶贵墓志》《苏慈墓志》直与虞世南《夫子庙堂碑》、欧阳询《九成宫》相仿佛。隋代三十多年的国祚，却能产生如此具有时代特征的碑刻，其进步与成就确乎令人感叹。隋代墨迹遗书自然首推敦煌写经残纸。除大量典型的尖笔入纸、圆润肥硕顿笔习惯性书写外，《隋人书妙法莲华经》却使我们看到了颜真卿书法的真正渊源。研究颜真卿书法的诸多学者往往根据颜真卿书法的书写风格，从北齐平画宽结的隶楷书，或直接从隶书或篆籀中找渊源。其实我们把《隋人书妙法莲华经》过于夸张的长笔画去掉，将结体适度精整一下并作放大处理，那不就是很典型的颜体书法吗?
综上所述，隋代书法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国家统一促进了书法的南北书风、碑帖书风的融合;另一方面则是汉字书写——书法的内在发展规律，导致了用笔结字向规整、平正、精整发展。其在碑、志或经文等墨迹书写中，孕育了唐初各种楷书风格的基调倾向。而由隋入唐的书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辈，在唐朝开创盛世宏业的历史洪流中，自然而然全面开启了具有理性精神的书法之“法”的建立和具有时代特征的多种风格的唐楷的创造。尽管唐朝书法在行草书、大草、狂草方面也取得了伟大的历史高峰性成就，但唐代对书法“法”的理论建设和楷书的终结性创造实践，则成为时代的根本性标志。当代中国国力日盛，华夏民族日益走向新的历史的伟大复兴，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路径是否也可从隋唐书法的发展中获得些许启示呢?
唐代政治文化制度与楷法
□李慧斌
楷书的发展在经历隋朝南北书风之融合后，突破了北朝楷书的体势而出现了新面貌。在唐朝政治制度尤其是与书法有关的一系列具体制度的保障和促进下，楷法高度成熟，楷书得到空前发展，最终确立了唐楷的典范与风貌，楷法也借此得以完备。这其中有汉字形体演变以及书法史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是内因;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唐代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也是必须明确的，而且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探讨唐代楷法的高度成熟与统一绝对离不开唐代“以书取士”等具体制度和“楷法遒美”的具体标准与要求。
唐代“以书取士”的制度是确保和推动楷法完备的直接动力，是外因。具体有四点表现：一是科举铨选中的“以书取士”制度;二是书法职官制度的设置;三是书学教育制度的开展;四是楷书制度，保证国家日常文字书写在楷法层面的基本统一。
唐代的选官制度由吏部主持。依规定，六品以下则集而试之，以“身、言、书、判”和德行、才用、劳效等分其优劣，量才授职，称旨授，亦称奏授。其中与书法有直接关系的是铨法中“书”的要求，即“楷法遒美”，是对楷法的明确要求。另外还有吏部铨试选人特殊之法的“书判拔萃”科：选未满“而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新唐书》)，也就是用“楷法遒美”的书法把“文理优长”的判文书写出来，标准就是“选取书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无殿犯者”(《通典》)。唐代不仅三铨选官对选人的书法有要求，而且就连九品以下的流外铨选官也要求选人须工于书法。“凡择流外职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三曰时务。其工书、工计者，虽时务非长，亦叙限;三事皆下，则无取焉。”(《唐六典》)这一点是很多研究唐代书法史者所忽略的，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唐代“以书取士”之“士”的范围和对象以及楷书整体水平普遍高的一个新证据。而这也正是保障并促进唐代楷书高度发展、楷法不断完备的重要因素。
唐代楷法的高度完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量书法职官的设置直接为皇家的书法教育、活动和文字书写工作服务，主要有翰林待诏、翰林侍书、书学博士等。唐玄宗时始有“翰林待诏”的称名，“上继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资治通鉴》)，主要是“执笔砚以俟书写”，最多为五六人，其选是“以能不以地”。这一类书法职官书写过大量的碑志书迹传世和出土颇多，大都精于楷法，也有善篆隶行书者。唐代“侍书”的设置较之前代更为完备。不仅有“侍书”褚遂良之类的兼职书法官，还有专门的太子诸王侍书，更有甚者是翰林侍书、翰林侍书学士职位的出现。唐初，侍书无定制，名号无专称，侍书或由侍读兼任。后玄宗专设侍书一职。翰林院设立后，侍书遂由翰林院书待诏兼任，穆宗在翰林学士院中又专设翰林侍书学士，侍书在唐代渐成制度。侍书是皇家书法教育特别是楷书教育以及楷法传承的重要人物，如褚遂良、柳公权二人，为唐代楷法的完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关于“书学博士”，《唐六典》记：“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书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唐代“书学博士”以“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为职责，进行系统的文字学和正规的书法教育。这是确保唐代楷书、楷法得到普及的重要措施。
“楷书”这一书法职官就是以擅长并精于楷书而事书写之职事。“楷书”是中国古代书法职官制度中最基本也是级别很低的一种，一般是以“吏”的身份存在，而非有勋阶的“官”。其职事主要是以擅写楷书而服务于朝廷各机构和各级地方官府的日常文字书写。自魏晋以来，楷书逐渐成为官方用字中的正体。尤其在唐代，科举“以书取士”对楷书的特别要求及制度上的规定，使得楷书的正体地位得到完全确立。由于朝廷各机构中书法吏员的日常楷书书写是确保官方日常用字规范而具有正体性的重要体现，所以我们可以把楷书吏员的书法纳入到正体书法的体系中。虽然，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基本被排除在书法史之外，但这是由古代书法史在撰述过程中的取舍和评价标准决定的，有很多主观因素及时代的审美标准在里面。但这些“书家”却在不断地重复和实践着“楷法”。《唐六典》卷十“秘书省”条：“隋炀帝秘书省置楷书员二十人，从第九品，掌抄写御书。皇朝所置，职同流外也。”其职事为“掌抄写御书”。“职同流外”表明，唐代的“楷书”非掌写内廷御书之职，而是宫廷之外朝廷其他机构的文字书写，多称“楷书手”。其设置广泛、数量之多，正表明唐代对于楷书、楷法的巨大需求。《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记载，起居郎，配有楷书手3人;弘文馆，楷书手30人;史馆，楷书手25人;秘书省，楷书手80人;集贤院，御书手100人……这个数量只是个大概。如果详细统计的话，远不止这些。其中仅集贤院和秘书省“御书手”“楷书手”的数量就达180人之多。王应麟《玉海》载：“广德元年(763年)七月二十六日，敕弘文、崇文两馆生，皆以资荫补，所习经业须精熟楷书，字体皆正，通七者与出身。”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以书取士”的状况。而对大量楷书手的需要和选拔，也是促成唐代楷书、楷法发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佛教写经对隋唐楷法建立的贡献
□方智娟 陈智
隋唐时代，写经书法达到前所未有的盛况。佛教高僧大量高品质写经作品的出现、隋唐代表性书家对写经活动的实践，都对推动隋唐楷法建立有着重要的贡献。
佛教源自古印度，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历经南北朝，而后之所以能在隋唐获得长足的发展，与隋唐统治者的崇佛重教之态度密切相关。隋文帝杨坚即在冯翊的般若寺里出生，深受佛教文化熏陶，故而称帝后对佛教推崇备至，推行以佛教治国的理念，甚至把佛教作为“替国行道”的重要途径。除唐武宗外，此一时代，大多帝王对佛教采取支持的态度。女皇武则天在登基之后，也是对佛教礼遇有加。其推行的宗教政策，一方面巩固了政权，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写经是重要的佛事活动之一，主要是缮写传译的经卷和佛家所撰述的经文，包括注疏、论著、纂集、史地编著、目录等，此外便是抄写以做功德的经卷。自萧齐始，官方写经活动已出现。由于帝王的重视，隋唐期间的官方写经活动尤为兴盛。隋代对写经者提出了要求与规范。隋高僧彦琮曾说，译才必须具备八种才能，其中包括“薄阅《苍》《雅》，粗谙篆、隶”。唐代更是将写经活动推向了极致，官方设有专门的机构用于写经，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官方寺院以及僧人抄经，官方佛经抄写机构抄经，地方政府抄经。写经书法与楷书的发展在大一统的政权之下齐头并进，而写经书法的高标准、严要求又促进了楷书“法”的建立。
唐写经十分规范，极为重视法度。以无名氏书《大乘入楞伽经》为例，行与行之间都有清晰的乌丝栏(这也是写经的共同形制)，抄经在乌丝栏之内，整体上干净利落，而每一个字的布局也多在“四方块”之内，这都是唐写经书法整齐划一的重要表现。唐代写经书法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唐时已经笔画大体匀称，虽然捺笔、横笔也时常显出魏晋隶味，但末笔不是一味放纵，从而也就没有魏晋写经那种因视觉上的失重感而形成的夸张美，而是更加有法度。
在统一的规制之下，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写经生和优秀的写经作品。初唐人写的《妙法莲华经》卷一《序品》后半部分、《方便品》前半部分被书法界权威人士称为“笔法骨肉得中，意态飞动，足以抗颜、欧、褚，在鸣沙遗墨中实推上品”。北宋徽宗时，御府开始收藏唐经生手写卷子，这也体现了唐写经书法的重要地位。《宣和书谱》书卷五记载道：“杨庭，不知何许人也，为时经生。作字得楷法之妙，长寿间(692—694)，一时为流辈推许。……唐书法至经生辈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便为名书，如庭书，是亦有可观者。”清人钱泳也在《履园丛话·收藏》中说：“有唐一代墨迹，告身而外，唯佛经尚有一二，大半皆出于衲子道流，昔人谓之经生书，其书有瘦劲者近欧、褚，有丰腴者近颜、徐，笔笔端严，笔笔敷畅，自头至尾，无一懈笔，此宋元人所断断不能跂及者。唐代至今千余年，虽是经生书，亦足宝贵。”元明以来，民间流传的一些唐代写经都被视为出自唐书家名流之手，如《西升经》被视为是褚遂良的作品，《灵飞经》被称为钟绍京所书。而绫本《道德经》上卷被误认为是徐浩所书。而实际上这些都出自唐代名不见经传的经生之手。
其实，如此优异的写经作品有共同的品评者，即初唐楷书名家虞世南、欧阳询、薛稷、褚遂良之辈。长安固定的写经场所起初由虞世南、欧阳询主持。虞世南的老师便是隋代高僧智永。智永禅师把对佛教的虔诚、超脱，熔铸于自己的书法创作之中，“积年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书有真、行千字文，其经年累月写经促进了其“秀逸、娟静”的书法风格的形成。张怀瓘把他的楷书列为妙品。虞世南的书风胎息智永，内含刚柔而遒逸，真书作品亦被列为妙品。主持抄经的虞世南与写经书法有不解之缘。他将写经的严格要求内化到自己的楷书当中，“不露筋骨”。欧阳询的书法“笔力险劲，时人咸为楷范”。写经书法作品多有此风格。在虞世南、欧阳询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我们还可以从经生的书法作品窥见薛稷、褚遂良的书风，可见写经书法对唐楷法的影响之大。
唐初严格的楷书“法”的概念逐渐建立，涌现出大量书学技法书论。如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八法》《传授诀》《用笔论》，虞世南的《笔髓论》，李世民的《笔法诀》等等。尤其是李世民在《笔法诀》中提出：“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安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中正冲和”是他为“楷法遒美”提出的标准。虞世南提出书写之始，书者应当“绝虑凝神”“收视反听”，这些概念恰恰是佛教修行以及对僧人写经态度的要求。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的佛教写经书法蔚为大观。其虔诚的书写态度、严谨的字体结构，有力地推动了唐楷“法”的建立。
龙藏寺碑
苏慈墓志
隋人书妙法莲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