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鉴定名家作品,有说故事给你听的,有说话让你信的,方法不少,但别忘了相关的文化常识。可是如今的收藏者,大把银子花出去,全是只信耳朵不信自己的眼睛。在唐朝,这种事就发生过,大唐理论家张彦远说过“时人贵耳贱目,罕能详鉴?”所以我暂时以“弃耳贵目”的一些经验举几个例证,展开此文。

1《山鬼》1946年作(见上图),傅抱石款。《山鬼》依屈原名著而作,说的是“若有人兮山之阿”,即这位“人物”好像是人,实为楚人传说中的“山虁”,因“虁”与“鬼”谐音,故理解为“山中女神”为宜。但此画中的女子完全和傅公常画的“湘君湘夫人”的脸形、姿态与衣着一样,并未“披薜荔兮带女萝”,也没有“乘赤豹兮从文狸”“被石兰兮带杜衡”。至于“辛夷车兮结桂旗”,却也不见车、旗。所以,当初徐悲鸿先生画《山鬼》索性不画车,也不从“文狸”,只画她披着那些植物,乘着赤豹而已,反倒合乎艺术取舍。然而,此幅《山鬼》的上部却画着似车非车之物。依常识,此画驾车驭手站错了位,且应只有一位,却画了两位,都站错了位置。至于驾车的怪兽,形象不明,似猪,动物结构全不对,车也无辕。兽身一应拴束之具皆无,何以拉车?车前还有两个似是而非的人形在挡道,莫名其用……全昏昏然浮在乱云之中。整幅画面尤其缺少特定的气象氛围,哪里有“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的意境?谨依傅公当年与郭沫若之交游,对于这种断然不通屈原辞意却频现文化硬伤的《山鬼》,经常看傅公作画的楚辞研究家郭先生,必是通不过的,又何以传至今天?《云中君与大司命》1954年作,傅抱石款,又是依屈原名著为题所作。画上这两位“云中君”或“大司命”皆与傅公“二湘”面目如同一母所生,至于她如何乘龙(或乘龙车)全然被抹在一团黑霾之中,恐怕是造此画者对龙应该如何骑法,龙车应如何乘驾,以及古车的基本结构全然不知,或知难而退,抹而掩之,再甩几十道子胶矾水淋浴下来。莫非本来是“令飘风兮先驱,使冻雨兮洒尘”的“大司命”和“华采衣兮若英”“与日月兮齐光”的“云中君”也会一道挨“云上云”的雨淋吗?至于后头那个如果算是“大司命”的话,只生着一张“橡皮脸”,毫无“大司命”者“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的担当神气,也“不知”如何骑龙,竟让龙从他肚子穿身而过。这是我40多年来在市场上见到的第四件“龙穿透肚子”的傅公款作品,小大不一,稿样如一,皆现于有名的处所,而且宣传隆隆,天价岁增。我想,傅公曾留学东瀛,造型功底必不会出现如此常识性的硬伤吧?更何况,擅将二位楚辞神仙如此无端地置于一个硕大的画面中,也不应当是有楚骚文学修养且通中国美术史的傅抱石先生可能犯的毛病吧?倒很像是既乏文学常识又无作画基本功,却急功近利者所为矣!

2《庄公见母图》(见上图)1945年作,傅抱石款。此幅傅款之作更是令人不可思议。它描述的不是神话,而是先秦时代的一段故事,见于《左传·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鄢》。此文很容易找到,见于《古文观止》第一篇。此文说的是,郑武公娶了姜氏,姜氏生产儿子(即后来的庄公)时,由于胎位不正,此儿两脚先出,惊吓了她,所以给这个儿子取名“寤生”。从此很厌恶他,只爱怜另一个儿子共叔段,并亟想劝武公立共叔段为接班人。武公不许,所以寤生继位,即庄公。但姜氏一心要让共叔段多占地盘,又集聚人马,偷袭郑之国都,姜氏作内应,却走漏了风声,反被软禁于城颖,共叔段则出逃。为此,庄公一怒之下发出誓言:“不到黄泉(墓穴),我绝不见你(姜氏)!”此系庄公一时的气话,说出口即后悔莫及。于是,郑国大夫颖考叔,就给庄公出了个“下台阶”的办法。“您命人挖个地窨子,然后您与母亲在里头相见,不就算‘黄泉相见’了吗?”于是庄公照此而行,母子见了面。书评者云:这是孝道不断的典型表现呀!可是,再审视这幅天价之作,大错大谬之处有五:其一,环境大错。刚掘好的地窨子,却是地面建筑的营造法式,其斗拱、梁柱、柱础、分为数间的结构,皆似长期使用的建筑,而非一晤即废的临时性地窨子。地面的两处座榻台子也未能平行相对,依通幅笨拙的透视处理而看,二者似呈八十度角之关系,不知《礼记》上有否如此规矩。其二,两位主要角色郑庄公与其母姜氏之间,竟感觉不到是“庄公见母”,反倒像“母见庄公”。本当上赶着去见母亲——快走个圆场,或者直接“躬身下拜”,就算把这折子政治戏演完啦!何必双方坐下来,仿佛议事呢?过去国画家都懂京戏,应当不会如此处理“见母”情节的吧?其三,画中庄公与近侍三人都是一个模样的“四胞胎”。想我少时初学人物画,老师就讲过画人脸要分“国字脸”“甲字脸”“申字脸”等等,不一而足。难道“傅大师”不知常识?仅会使一个模子扣几张脸,而且四张脸的朝向也是一顺不变,又何其呆板呢?其四,画上一个大柱子不偏不斜,正对在庄公的头顶上,此乃构图常识之大忌也!连学画的后生也不会犯如此低级错误的,又安能犯在大师的头上?其五,远处有一鼎,其短耳短足,孤独而立。不合形制,暂且不论,还将大鼎置于拖泥方凳(明式?)上,这并非紫檀的凳子,经得住青铜重器的“压强”(初中物理课用词)吗?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年的鼎并非是后世的藏家玩物,本当恭置于庙堂正位。“国之大事,祀与戎”,庙堂为祭祀重地,必以鼎、簋、爵等礼器配套,依制而列于兹。它本是依天子、公、侯、伯、子、男的爵位而定数成套,岂能临时搬来一个放进地窨子呢?真不知所据何典!可知否?傅抱石先生曾任青铜器断代大专家郭鼎堂(沫若)之秘书,关系甚密,又通美术史,怎会出现如此大谬不然之景象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