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的出现，直承篆隶，比行书、楷书要早。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今之草书也。”唐张怀瓘《书断》说，章草是西汉史游所作，今草是东汉张芝所造。张芝，字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时人谓之“草圣”。
张芝作为草圣的意义，在于他已将作品从文字内容中脱离而使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汉赵壹有文章《非草书》，尽说草书的不是，可从反面看出草书作为独立艺术在当时之蔚然勃兴。赵壹以为，草书只可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如果只练草书，则近于矜伎，“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非圣人之业，是“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
在古代，张芝草书的地位最高。唐孙过庭《书谱》载王羲之自称在书法上他只崇拜两人，就是张芝和钟繇，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梁庾肩吾《书品》品评书家一百二十三人，以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为“上之上”，而“伯英以称圣居首”。
张芝的草书真迹在东晋的时候就已经很珍稀了。庾翼在给王羲之的信中就说到，“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到唐朝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真迹。唐太宗《晋书·王羲之传赞》有曰：“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
《淳化阁帖》卷二载有张芝草书刻帖数篇，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认为，这些草书其实是唐朝草圣张旭写的，只有其中那篇章草《芝白》帖“差近古，亦疑先贤模仿也”。
近来我临习《淳化阁帖》上的草书，非常喜欢张芝的这几篇草书，虽然不是张芝真迹，感觉这样地道的草书让人可以学习的东西太丰富，而且基本染不上坏习气。《淳化阁帖》卷十前半部分的王献之草书也颇类之。一些东西成为典型，大多是基于我们的美好想象，而且我们所想象到的，又会比真实更完美。以前我曾说到书法是斯文典型，那么草书便可称作书法典型，而这想象中的张芝草书，又可称作草书典型了。2007年4月21日书斋旧主人识。
《冠军帖》，纵横气势扑到眼前，疾驰中笔法奇诡多变，回转勾连、舒卷各得其宜。从《冠军帖》来看张芝的创作态势，是远远地走在了汉代书法家的前列，甚至让人感到怀疑，人在汉代的张芝，居然能够以如此鲜活灵动的线条来表达。南朝的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称张芝“善草书，精劲绝伦”。释文：知汝殊愁，且得还为佳也。冠军暂畅，释当不得极踪。可恨吾病来，不辨行动，潜不可耳。
汉代文化背景之下，书坛上除了中规中矩的隶书外，章草依旧一副古拙厚实的面貌。虽然说摆脱隶意的草法已在汉代简牍中出现了，但是无论如何，都与《冠军帖》这种轻盈灵动的线条相去甚远。张芝，中国东汉书法家，字伯英，是我国最早的一个今草大师，有草圣之称。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出身官宦家庭，其父张焕曾任太常卿。张芝擅长草书中的章草，将古代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今草新写法，富有独创性，在当时影响很大。三国时的韦诞认为张芝是“草圣”，后世沿用，可见张芝在草书方面的声名。
明人方以智认为“奇者不为法缚”，通常认为奇必越法背法，但在张芝笔下，奇而守法，线条的运用纯乎草法，不是那种蛮力使气的纠缠不清。断和连的交替是张芝笔法的一个要点，合适则连起，不合适则断开，随意所至。连则乘势而不激流过涧，断则果断利落，捉控于瞬间。圆转也是张芝笔法的另一特点，圆转助长了气势的贯注，如波澜开合，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出入变化，不可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