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要我读古书
在读书上，父亲告诉我们要先读难的书，不要去看那些“报屁股”啊、笑话啊，那些东西即使看到死，学问也长不了的。虽然不必从四书五经读起，起码你要以中国文学的标准来安排你学习的内容，从难处下手，克服了难题，下一步就会顺当得多。画画也是如此，一定要先用笔自在了以后才会有进步。现在不少人都说，日本的笔不好用，太适应那些不会画画的手了，纸也弄得非常厚，不太吃墨。这些都是先让你觉得容易，诱导你进去，在工艺手段上做文章，而不是绘画真正的门径。记得父亲曾轻拍着一封从北京寄来的只有八行字的信札对我说：“浅文要从深来。”信和文章写得简练、明了不是易事，要有深厚的学养功夫撑住，写出的文章看上去浅，明白易懂，读起来却味道醇厚，咀嚼无渣，回味无穷。如同绘画用墨，画淡墨之画，一定不能偷懒磨淡墨，而是要从浓墨中化开，所谓“淡墨要从浓来”之意……
一件事情开始的时候就容易，并不是方便之门。父亲讲，做人也好，做事也好，有时候图方便，撒个谎就过去了，但品性就差了。所以，做任何一样事情，一定不能仅从方便着眼。父亲不赞成我们年纪小的时候什么都看，比如说“四王”的画就不能看，“四王”的笔墨很好，可是对于想要学画的人来说，先要追求境界，才能去讲技术，光有技术，马上就会把你压到技术的层面上去了。另外，你越讨厌的东西就越要少看，不要以为多看一下不要紧的，多看一眼多记得一点，你自己的好东西就会被多带走一点。我觉得父亲的这个说法对我帮助很大。
我从小就怕读古文，因为太难理解了。父亲告诉我，你要知道现代文是以古文为基础的，如果你把古文读好了，现代文就如同淡茶白水，非常容易，也好比你尝过了酒的滋味，那水的味道就是非常淡的。父亲从来不说，你连这个都不会，将来遇到更难的，你怎么学得会;而是说，这个虽然难，但你学会了，将来学什么就都容易了。这样就给了我一个十分轻松的环境和一个较高的期望值，一个很灿烂的前景。
古人古事听多了，我就不知不觉地喜欢起古典文学并自觉地读起来了。父亲见我自觉地读开头了，就给我买来《古典作品选读》一类的书，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在目录上父亲已经打上各种记号，告诉我打叉的是绝对不要读的，读了反而会给学习带来麻烦;打勾的可以看，但不看也不要紧;打圈的就要熟读;打星的则要能背诵，才算真正吃进去。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保存了许多年。等我书渐渐读多了以后，才明白父亲的指点多么正确，他使我懂得了钻研和欣赏的不同的价值，使我掌握了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就为我确立了一个明确的读书标准，对我人生的启蒙有着积极的帮助。那时候，有些古文并不能完全读懂读透，但熟读后也就渐渐明白了其中的含义，特别是能倒背如流的那些文章，直到今天都不会忘记，每当拿起笔，诗文的意境就会纷涌上来，在需要写题记的时候，也会浮想联翩，文如涌泉，恰到好处地跳出来，为我打开困境，可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些都得益于小时候父亲的教诲。
有时我会坐到父亲身边，看他在台灯下刻图章。他对我说：图章是唯一不能临摹的东西，字可摹，画可临，只有图章是不能临不能摹的。他还告诉我，有四样东西女子是不宜学不宜做的，第一样是围棋，第二样是图章，第三样是山水画，第四样是京胡。他说，图章是天地小乾坤大，你不要看这么一点点，就这么几个字，乾坤变化都在里头，这就要看你是不是能把它控制住了;围棋呀，虽然只在一张棋盘上厮杀，却含括天文地理，这种胜负厮杀的境界一般人是很难达到的，这要有大的心胸，有能包容天地厮杀的心胸才行;还有一个是山水画，山水画是纸小天地大，虽然是这么一张小纸，里面却有无限的境界;还有一样就是京胡，京胡只有两根弦，调门很高，在很高的韵调里还要有变化，好比走在一条险路上。
父亲解释说，为什么女人不能做这些事?是因为从前的女子都被关在家里头，没有与天地自然相触的机会，胸襟没有养成，没有胸襟，就不能做这些事;不是讲女子不能做，而是讲没有胸襟不能做，所以，你就要把自己的胸襟养出来，才能什么事情都能做，我希望你能做。
这些话说得我当时心里甜蜜蜜的。后来我发现，父亲经常给我这种启发都是为了让我不走弯路。不是女子不能做，而是要我们自强不息。
父亲不但教我如何读书，更用心地教我如何作文。父亲并不太关心我的一般学习成绩，但对我的作文却异常注意，特别是高二、高三时，父亲经常要我的作文看。
记得有一天吃晚饭时，父亲又要我的作文看，我自得地对父亲说，老师给了我一个“甲上”，还拿去做示范呢!父亲非但没有陪着我得意，反而很严肃地对我说：“文章好坏，不是看你的用词作句，也不是看你的立意成章，是要看你是否真有感情，没有感情的东西，是不应存在的。我倒要看看你的老师为什么给你‘甲上’。”说完，父亲翻开作文本，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着，竟然没有去拿酒杯，这样认真的神情，我很少看到，只觉得紧张得要命，也不敢动筷子，仿佛时间过得很漫长。父亲终于慢慢地放下本子，再慢慢地除下眼镜，这才转过脸来笑着说：“不错，看来你是动了感情，有话可说，也有话想说，这点是最重要的。万变不能离开这个情字，自己不动感情，凭什么说给人家听，画给别人看呢?你一生都不要忘记这一点。”父亲指点给了我一个作文做事之本，就是“情”。此后，我不论是画画，还是写文章、做讲演，都常常扪心自问一番，看看自己是不是动了真情，当我内心有了一种感动时，我就会充满信心地去做，似乎父亲在鼓励我，在帮助我。
父亲的博闻强记是从小练成的。他一生著述超过二百多万字，有些文章如《郑板桥试论》都是有相当学术水准的。父亲写作时只凭记忆，一气呵成，很少借助于工具书。父亲的朋友朱洁夫(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曾在日本把父亲引荐给郭沫若，并参加了父亲在日本银座松坂屋举办的第一次个展。
他告诉我一个父亲在个展展厅当场治印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当时日本《读卖新闻》上有过报道：父亲用一块黑布罩在台灯上，黑布上剪出一个小洞，让一束灯光射照在印坯上，就在两方印章的侧面刻字，一方印的边款是《洛神赋》全文，另一方印的边款是《离骚》全文，父亲全凭记忆，一路行云流水地刻下来，不少一字，且字字笔划清晰完整，意态绰约，把日本记者惊呆了。
当时日本有一个“粒米大师”，就是在一粒米上刻了一首俳句，只有十七个字母，并且是用针刻的，没有线条。《读卖新闻》报道这件事的时候，用了一个大标题：“中国篆刻神手傅抱石胜过米粒神手。”当时有人问父亲用的是什么刻刀，父亲举起刻刀，用英语回答：“Inspiration。” Inspiration在英文里是灵感之意，父亲是凭感觉刻的。事后，还有读者致信《读卖新闻》询问“Inspiration”这种牌子的刻刀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