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书札也称书信，书牍，尺牍，或函，书，启，笺等，其中“尺牍”是较早名称。汉朝制度规定用来书写经书或法律的木片长二尺四寸，书写一般文字的长度一尺二寸，诏书写于一尺一寸长的木片上，称“尺一牍”，省称“尺牍”。在古代，写字用的小木片叫“札”。在纸张尚未发明和应用之前，当时一般把文字都记录在竹木片上。于中国，迄今为止最早写在纸上的书札，即是陆机的《平复帖》。陆机是三国时期的人，他为了祈求友人病体康复，而致札问候。明人董其昌在帖后跋曰： “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惟有此数行，为希代宝。” 《平复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魏晋时期，书札应用甚为普遍，并且渗透到文学、书法艺术等各个方面。魏晋士大夫崇尚玄学清淡，讲求举目风度，并且互相品评标榜。在这种风气之下，士族格外注重自己的文化修养。给人写信时，就注意礼仪规范，文辞雅词以及潇洒的书法。书札中;体现了一个人的综合文化素质。钟繇、王羲之、谢安、郗超等人都善书札。此时还尚简，语言务求简要，无论是寒暄问候，还是论人议事，往往只三言两浯，就能达到效果。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羲之顿首。决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奉橘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读来蕴藉隽永，回味无穷。说明下当时十大夫夕间的语言能力。魏晋书札在文学史和书法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
魏晋时望族们所用的纸——般为茧丝纸，誉为三希之一的王殉的书札《伯远帖》就写在这种纸上。三国陆机的书札《平复帖》用的纸就比较粗糙，而且厚，看起来别有风味。这二帖曾在故宫见到过。
大概到了唐代就出现了专门用来写信的纸。明清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印制的笺纸更是典雅。著名的就有“十竹斋笺谱”、“芥子园笺谱”等。现在北京荣宝斋有各种各样的书札用纸出售， “梅兰竹菊”。笺谱、山水小品笺谱、人物笺谱，同时还有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等人作的笺画，精美绝伦。
西晋陆机《平复帖》，9行86字。纵23.8厘米，横20.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此贴内容涉及三个人物，贺循，字彦先，是陆机的朋友，身体多病，难以痊愈。陆机说他能够维持现状，已经可庆，又有子侍奉，可以无忧了。吴子杨，以前曾到过陆家，但未受到重视。如今将西行，复来相见，其威仪举动，自有一种较前不同的气宇轩昂之美。最后说到夏伯荣，他因寇乱阻隔，没有消息。
方孝孺致彦士翰林手札
方孝孺是文章大家，今存世者有《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
此札内容为告朋友彦士未赴约之由，并询问及都转公之情况，最后言及朋友所请写之寿序文因“俗冗”心不能静而尚未脱稿。此札内容平实，言简意赅;其字气息沉厚，点画老辣，结体硕长，有大人态。古来忠烈、重臣之字，如颜真卿、翁同龢等都是此类风格。从此札中，可见其人实乃端人正士，笔笔到位，字字独立，无逢迎之态，令人奉读之如面君子。
熊廷弼致友人手札
熊廷弼不以书法名世，但其人格、其才能为后世所仰，有《辽中书牍》、《熊襄愍公集》传世。
此熊廷弼致友札内容为报自己得差将离别之心情，又对友人厚贶表谢意。寥寥数行，叙事言情，胜于长文巨篇。其书法宗王羲之《十七帖》一路，而行笔迟涩中见心境之愁郁。以字法责之虽非上乘，然字外之音悠远苍凉。见字如见人，使人油然而生敬意，焉能斤斤于点画也。
左光斗致麓翁手札(附万寿祺跋)
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共之，号浮丘。安庆桐城(今属安徽)人。万历进士，授中书舍人，擢迁御史，奉命办理屯田事务，在北方大兴水利，垦水田，种水稻。泰昌元年(1620)他与杨涟等反对李选侍。又与杨涟同因弹劾魏忠贤而下诏狱、受酷刑死。
此札与前杨涟札内容相近，都是意气相投朋友间相约聚会之事。而书法较杨涟字写得飞动多致，甚显才情。其笔势开阔而流畅，风流俊逸。后有明诗人、画家万寿祺(1603-1652)己卯的题跋，于左敬仰之情，犹对日月!亦可见其人在同世之影响。
黄道周致韫生手札
黄道周一生不谐流俗，为人严冷方刚，以文章风节高天下。后复明无望，被俘于南京，不肯投降，在狱中仍从容小楷书《孝经》，被俘翌年(1646)从容就义。他有绝命书，写道：“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凛凛然有生气!有《石斋集)》等传世。
此札内容即述南明王朝昏庸、江河日下之情形，从中透露出其于时势无奈之心境。其书法奇崛古淡，端严而秀密，诚为佳作。黄道周大字生辣放纵，跌宕奔腾;小字精紧高古，其间反差极大。但无论大小字，其内在气息都以峻拔称，方折分明，字如其人。
倪元璐致台翁手札
倪元璐书法近黄道周，但气格更胜，比黄道周更为奇崛。黄道周曾谓：“抹蔡掩苏，望王逾羊，宜无如倪鸿宝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气太浑，人从未解其妙耳。”可见推崇备至。倪书用笔苍劲古拙，飞扬恣肆，结体出于颜苏，但展脱挺健，得颜苏之精神。
此札内容为慰亡，写得沉痛哀婉，但又以通脱之观点为生者解说，言简意深，于平常俗事中见高远之怀。所书结体端正，行笔朴厚而活泼，极为精彩。
杨涟致麓翁二札
杨涟(1572-1625)，字文孺，号大洪。应山(今湖北广水)人。累官至左副都御史，以敢言著称。有《杨大洪集》传世。
此两札内容都是邀麓翁相聚，可侧见其时东林士人雅集之逸事。此札书法风格近前方孝儒札，可见他们虽不同世，但志向、操守近，因而笔下自有相通处。但与方札相比，字之棱角更见分明，行笔亦劲利，所谓合而不同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