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阁体是指在明永乐至天顺年间所留传的文体。明朝初年书法家沈度的楷书清秀婉丽,深受明成祖喜爱,并誉为“我朝王羲之”,朝廷的重要典籍皆委任沈度书写。于是当时的读书人纷纷效仿以迎合帝王的喜好。“台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为皇帝起草昭告时,亦采用这种字体,号称“博大昌明体”,因为他们位居台阁,这种书体亦称为“台阁体”。
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明代的台阁体演变成以大小如一为特征的“馆阁体”。
由于清代殿试是不用誊录,评卷关键往往在应试者的书法,甚至到了“抑文重字”的程度,而字形大小、粗细统一,字体乌黑、方正、光洁的台阁体便成为首选对象,逐渐演变为有清一代盛行的标准字体。清代科举要求以馆阁体书写,不以标准馆阁体书写者无法进入翰林院,同时,清代朝廷公文的标准楷书体也使用馆阁体。
馆阁体强调楷书的共性,即规范、美观、雍容,丰满,圆润,整洁,符合皇家的审美观,并不强调如今所谓的个性。我们所熟知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都是用的这种字体。
单从欣赏美的角度看,馆阁体是很大的局限性的。其弊病是千人一面。馆阁体以欧阳询、赵孟頫两种风格为宗演变而形成。因为欧、赵实在是太强大了,历代统治者都视其为正宗,遂成学书必经之路。明清时,为了强调规范,故而削减了欧、赵的个性,加入董其昌的妍媚和部分章法特点。由于其千人一面、了无生机,严重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受到人们的诟病。清代的洪亮吉《北江诗话》说:“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故“台阁体”一直是书法艺术品评时的一个贬词。民国以来,很少有人习用馆阁体。
启功先生并不随全盘否定馆阁体的潮流。有人讥笑他的字是“馆阁体”,他说:我哪有馆阁体写的那么好?
清代刘春霖的书法作品。刘春霖,清朝科举制度产生的最后一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旋被派往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光绪33年(1907年)回国,历任咨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书法尤为精深,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中藏有其多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