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碑(石)与帖(纸)的材料上，包括制作上的分类，进人到对“碑学”与“帖学”的讨论，在学术上是有了明显的深入，在认识上应该说也有了一个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
“碑学”属石刻，‘’帖学”属纸帛，如前所述，对于这一点本来应无异议。而既属石刻，自然是锤拓而成，是黑底白字;那么如指纸帛，也必然是挥写而就，是白底黑字。它们之间应该是十分简单的两分法。
但书法史真的如此简单吗?阮元提出的是一个书法史认识模式问题，姑且可以不论，但是如果仅就名实关系讨论，是否就是这么简单呢?细细寻绎阮元的原意，恐伯其中还有许多并不简单的名堂。
先来看“碑学”。
“碑”之有学，其主体当然是“碑”。但在中国古代的石刻艺术中，“碑”只是诸种体制之一，在“碑”如汉隶诸碑、北魏诸碑、唐朝诸碑之外，还有许多严格说来不是“碑”的石刻。如摩崖(著名的如《石门铭》)、如墓志(著名的如《元略墓志》《元怀墓志》)、如造像记(著名的如《龙门二十品》)，还有许多既不属“碑’也不属一般摩崖的、无法确定其体制的，著名的如《嵩山石阙铭》等，我们只得泛称其为“石刻”。像这样的诸多石刻形制，以一个规定性很强的“碑”来概括之并立为“学”，显然是会误导后人的。
“碑学”的被提出，当然是指“北朝魏碑”。这一点，提出者阮元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但事实上以“碑”论，我们还可以找出许多类型。比如在一般的历史理念中，魏碑与唐碑显然是一组对应的范畴。唐代欧虞褚薛直到颜筋柳骨，主要存世作品也都是“碑”。那么，在与“帖学”相对的“碑学——它是以材料与体制划界的——而言，这“碑学”当然应该是指包括魏碑与唐碑在内的所有。但是很遗憾，即使不考虑阮元当时的本意，我们现在也绝不会把“唐碑”指为“碑学”内容之一。毋宁说，在审美与风格流派立场上看，唐碑与魏碑是完全对立的，即使它们在形制上同属于“碑”也罢。再推而衍之，则同属楷书碑者还有南朝诸碑，如最著名的《 爨龙颜碑》、《 瘗鹤铭》直到《萧憺碑》、《王兴之墓志》、《王慕韶墓志》……它们也属于“碑学”吗?
北碑与南帖相对，那是以楷书——以二王为主导的楷、行书为基准而发的。但“碑”的起始，却并不在晋与南北朝这楷书发足之时，而是上推数百年的汉代。前汉只有刻石而无碑。完整意义上的“碑”的体制，是在后汉。著名的如《张迁碑》、《曹全碑》、《礼器碑》、《孔宙碑》、《乙瑛碑》、《史晨碑》以及《西狭颂》、《石门颂》……全部是隶书体或而非楷法。而泛称“碑学”。自不能无视这作为始祖的汉代隶书碑。那么，碑学还应该包括隶书而不仅限于楷书?汉代还有众多的篆书碑与“篆额”。著名的如《袁安碑》、《袁敞碑》，碑额中著名的如《张迁碑额》，那么，“碑学”的上限，至少在名称上如不作解释，必然会被引向汉代的篆隶之碑，而不仅仅限于北魏楷书之碑。但好像，迄今也还没有人在理论上予以甄别与澄清。
最后，则从石刻锤拓的过程，想到了青钢器铭文的锤拓。在中国古代，金(青钢器)与石(碑刻)本来即是一体化的。“金石气”的概念之所以能被广为接受，正表明了“金”与“石”本是一家;又相对于一尺挥洒的纯帛书、墨迹书而言都需翻制——石为刻凿后锤拓，金为冶铸后锤拓，它们更成为毋须解释的近亲。那么，以黑底白字的锤拓拓本这个结果来说，则“碑学”中是否也应包括古文大篆的《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之类?清代碑学家无论是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初涉北碑后必然兼涉篆隶，有些最后还以篆隶名世，不也正表明“碑学”概念的含枷不定，可以左右逢源的吗?
再来看“帖学”。
本来，“帖学”中的“帖”，是指一挥而就、直接书写的墨迹书。简单明了，似乎毋须多费口舌。二王墨迹以下，既是江左风流，自然是帖学之祖。
但二王墨迹却传世寥寥且深藏皇宫内府。倘若不能化身千万、流传遍及，则虽有“帖”却断断“学”不起来。古人为此煞费苦心。如由唐太宗内府以硬黄响榻、双钩廓填而成《兰亭序》，当时的摹帖高手如冯承素、赵模等还借此名垂青史。又比如武则天时代又有硬黄勾摹成《万岁通天帖》，收罗王羲之家族从东晋至南朝梁一门数世的传世墨迹……凡此种种，都是希望墨迹之帖而能扩大为“学”的物质条件准备。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但这样的钩摹与双钩廓填虽然精妙，足可“下真迹一等”，却还是因数量稀少，无法大行于世。随着唐代印刷术的初兴，在唐末五代，为求书迹能复制，书法家们准碑刻锤拓之意，开始对古人名迹进行缩小意义上的复制尝试:所谓缩小，主要是为了携带方便并且也便于编缀成册;而翻刻则取相对简便的材料—从笨重的石料到轻便的枣木版。五代南唐的李后主命徐铱摹刻《升元帖》是刻于木还是刻于石，史无明载;但宋初王著编历代帝王圣贤名迹十卷刻于枣木板上，每有大巨进登二府则例获赐一部，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此中，值得注意的是三点:一是刻石变成了刻木，二是单碑变成了多卷册轶，三是所刻的皆是帝王名臣及王氏家族的行草书札，与北魏楷书及篆隶书迥异。我以为，只是在这第三点上，才会有“帖学”名称的落脚处。
但翻刻之后，还得要锤拓之后才能流传。是拓于石还是拓于木无关紧要，但“拓”这一本来属于“碑学”的形式，却是最有公认度的:黑底白字。以拓迹代书写，现在却是“帖学”收之拿来为己所用。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一个表里不一的古怪的现象:内容是“帖学”——从帝王将相到二王圣贤的行草书迹，而形式却是“碑学”——黑底白字——不是手书而是刻后的锤拓工序。
说它是帖，但它又是锤拓的拓片;说它是碑，它的书体又是“短笺长卷”的行押书。如果说它不是碑，它又是黑底白字的模样;如果说它不是帖，它写的又是二王手札，行草风流……但这，就是“帖学”。吁味!好一个古怪的、似含糊又清晰的“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