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解读王家新，会看到不同的风景、找到不同的答案。他的谈吐沉稳，不疾不缓，时而凝神沉思，时而娓娓道来，当他的内心世界慢慢展现的时候，如同打开一幅珍藏已久的图卷，低调不张扬，厚重而隽永，让人回味。
王家新草书
“书法是一种生活状态”
“书法是从小就开始接触的。从被动到主动，由不喜欢到喜欢，由喜欢到依恋，现在已经割舍不掉了。”王家新微笑着谈起他和书法的缘分。
虽然研习书法已经30多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王家新却并不喜欢把自己定义为“书法家”，也不再热衷于各种各样的展览和奖项。在他看来，书法家不应该是贴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标签，书法更应该是一种生活状态。
“我越来越退到或进入到写字状态，而不是在刻意地创作作品了。我在写字，写自己的诗文和自己喜欢的诗文。我想，书法终究不是一种可以模式化批量生产的产品，不是一种技术意义上的熟练工种，书法的真正生命力和魅力，与人本身密不可分。它关乎精神和文化层面，关乎人的际遇和感悟，关乎书写时的心情与环境。”在一篇随笔中，王家新这样写道。
谈起对书法艺术的理解，王家新认为，书法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门艺术。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里面，只有中国书法让文字成为一种艺术，这是它的独特性、惟一性。文字本身是抽象的，这使书法跟具象的绘画不同，成为一门非常抽象的艺术，具有变幻莫测，化身千万的特质。
“书法看似门槛最低的艺术，谁都会写字，好像人人可成书家。历代写字好看的不乏其人，你看那些记账的、开药单的，还有封建时代的状元卷子、文稿手札，小楷和行草写得多好。但大浪淘沙，历史上真正留下的书法家却寥寥可数。书法的伟大之处是要超越技术，达到‘道’的层面。真正成功的大书法家，绝对不只是把字写得漂亮，而是道德人品、学识阅历、禀赋修养的综合体现。艺术终究是人的艺术，研习书法，尤其讲求学养和内心的修为，这种追求是无限的，它的魅力也在这里。所以，书法恰恰又是最玄奥高深的艺术。”
阅读、临帖和写诗，占据了王家新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展卷铺纸、一任书写，沉浸在文字架构的意境中，是他工作之余放松自己的方式。他喜欢读线装古籍，在电子邮件满天飞的年代，他仍然坚持用毛笔写信写便条，诗稿和文摘都是用毛笔挥就。中国美协副秘书长、著名书法家张旭光称王家新的书法艺术是“逃离创作”。这种逃离，正是对书法本真意义的回归，张旭光评论王家新的书法有一种“娓娓道来，自然天成”的味道和“一任书写，神融笔畅”的自然洒脱，或许这正是他不执着于形式、将书法融入日常生活的必然结果。
如同中国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先生评价的：“字写得再好也只是一层外衣，而内在如何，还要看文化功底。家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反映在作品中，所以他的书法高人一等，这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更可贵的是一位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国家公务人员。”苏先生的这种评价，与王家新本身所追求的书法与生活水乳交融的艺术状态，可谓不谋而合。
“内心有梦想的人更充实”
2000年，33岁的王家新当选中国书协理事，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位。因为他的年龄，书界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有老先生为他解释：不能只看年龄，他写字都快30年了，算“老”书法家了。
从六七岁的时候开始，父亲成了王家新的书法启蒙老师。“我父亲学历不高，但是他有知识分子的情怀。我感谢父亲，是他在那个文化艺术空前荒芜，备受冷落的年代，手把手教我习字，引领我进入探索汉字书写艺术的无限领域。”王家新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没有什么字帖，父亲就在报纸的左边写上“毛主席万岁”、“为人民服务”，让他和哥哥照着临，每个字写10遍，晚上交卷。这种功课对幼小的他来说很是煎熬，也很不情愿。
初中的时候，王家新在暑期青少年书法竞赛中获得一等奖。这个小小的成绩让他在学校里出了名，尝到成功的喜悦，煎熬慢慢变成了兴趣，也推动他在书法之路上继续走下去。他还记得读高中的时候，书法字帖很难买，要从北京邮购。“寄出去几毛钱，天天盼着自己要的几本字帖能早些寄回来。”
1989年，还在读大四的王家新在大连青少年宫举办个人书法展。作为当时最早举办书法展的在校大学生，引起不小的轰动。让王家新至今难忘的是，大连的刘占鳌老先生以90高龄仍然出席他的展览，题词称赞他的作品“雏凤清于老凤声”。“这当然不是因为我写得多么好，而是那时搞书法的年轻人太少了，老先生们更多是对所有年轻人学习书法的一种鼓励吧。”
王家新一直感谢自己书法道路上的各位恩师：“王廷风先生、韩兆沛先生、李振绩先生、于植元先生和我的高中历史老师陈锦枫先生，他们给我弥为珍贵的启蒙和训导，对我影响很大。到了北京工作以后，有机会见到启功先生、沈鹏先生、范曾先生、刘炳森先生，他们的指导和帮助让我受益良多。”
书法伴随着王家新一路成长，或许是这种直指内心的艺术浸染，让他有了异于常人的沉稳和内省。他多年来执着地坚持减少应酬，用自己的话说，“现在一年也没有几场饭局了”。他更喜欢和艺术界、知识界的朋友清茶一盏，夜阑长谈，或在自己的书房里，或在工作室里，在诗词歌赋的笔墨世界中，回归到一种传统文人的生活情境。
“过了40岁以后，越来越想让内心平和下来、把速度放慢下来、让生活简单一些。生命是宝贵的、有限的，世界变化太快、太复杂，太喧嚣。书法终究是一个寂寞的行程，公务员也渐渐成了高危职业。面对外界的许多诱惑，还是要保持些距离，不是消极的逃避，是要心存敬畏、如履薄冰。”
王家新的大学同学曾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不管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虽然追求完美的代价往往是痛苦和无奈，但是他始终坚信完美无错，理想也没有错。
“温家宝总理写了一首诗叫《仰望星空》，让我很感慨。我们从事行政工作也好，追求艺术也好，心中一定要有一片净土，眼里有一片天空，心存感恩，襟怀梦想，志向高远，脚踏实地，人有梦想不是件浪漫虚无的事，恰恰为了赋予生命一份真实和责任。
”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常以自勉的格言，王家新颇为认同。“不可能人人都有大作为、成就大事业，但至少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终身学习，提高修养。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为国家、为社会多做些贡献。”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人向往一种高尚的生活，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即使做不好、达不到，但是努力了，便会无怨无悔，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吧。”
王家新书法
“诗词是我的心灵史”
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王家新，自幼熟读唐诗宋词、《千字文》、《百家姓》等蒙童经典，喜欢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写诗，从传统的格律诗到自由体诗写了近千首，先后辑成诗集《北溟鱼》、诗词集《颐园诗草》，用诗词抒怀咏志，成为他表达内心的一种方式。
“中国传统艺术讲诗、书、画、印，中国的传统文人，依据的学问是一个国学的体系。我们读先贤、古人的诗也好，还是自己写诗也好，都是为了培养一种文质的情怀，让自己的内心更包容宽博、涵养更丰富一些。”
由于工作原因，王家新常常出差。30多岁的时候便走遍了全国各地，如今已到过世界50多个国家。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些感触要表达，在他看来，诗词最能准确地表达所见所闻和内心感受。登临名山时，他留下“天地一俯仰，危岩彻骨寒”的感慨;在江南古刹灵隐，他描绘“岁暮丹枫飞黄叶，天阴冷眼泻寒泓”的萧瑟，在贵州毕节杜鹃林，他领略“四月芳林浮白雪，百里春山起丹埃”的壮观。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写下一首诗。“可以说，我生命行程的每一个节点，是由诗词串连起来的。”
王家新说，自己的诗词是一部心灵史。成长中的喜悦和惆怅，所有的感悟，诗歌是最好的表现形式。“现在偶尔读读小时候的诗，感觉很浅薄，格律也有问题，但是很真挚，很纯粹，也不想改动了。后来的作品慢慢地就复杂了，意趣也有变化。所以从各个时期的诗句，能看到自己成长的历程。”
过隙流年走白驹，回望浮光影陆离。而立三十知未可，蹉跎千载不足奇。尚喜豪情燃薪草，已惯百感少交集，韶华如水涤三愿，犹向东风展旌旗。
微躯何意与国衡，酬志男儿慰平生。而今不惑清寥甚，犹向明堂许精诚。春秋不待吾将老，笔墨难停砚常凝。深宵长坐听新雨，谁人听得我心声。
这是在30和40岁生日时，王家新分别写下的两首诗。不同的时期，内心的豪情、踌躇，对韶华易逝的感悟和微微的落寞，在字句中交织。这种细腻而复杂的人文情感，想必也只有诗词才能承载吧。
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王家新相信，在现代化的生活中，仍然需要用传统的东西来抚慰心灵。他也一直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谈起传统文化的现状，他流露出一种隐隐的忧虑：“现在的孩子，从小吃麦当劳，看日本动漫和美国电影，从幼儿园开始双语教学，从味蕾记忆、视觉记忆、语言记忆到意识形态上都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如果年轻一代对自己民族和祖国的认知不深、情感淡化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让他们学习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精华部分，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否则真的会成为香蕉了，黄皮白瓤。这关乎国家的文化安全，绝不是危言耸听。”
生活和工作中心怀感恩
王家新1989年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财政部工作。2004年部里的一次竞聘上岗中 ，王家新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财政部当时最年轻的副司长。
多年来，他有一个由财经和大文化相结合的工作背景，涉及了文化、文物、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以及文艺团体的发展与政府支持和保障的关系。对于负责教科文的财政干部来说，不仅要懂经济，更要懂得对口部门单位的业务。
“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事业特别是教科文事业的发展，文化和其它事业一样，其发展需要财力的保障，改革需要支付必要的成本。资金投向哪里，是要经过科学决策的，要做到公开、透明、规范、有效。我们支配的是纳税人的钱，要对得起人民，所以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
王家新对文化艺术的广泛涉猎和研究，让他在工作中事半功倍、游刃有余。“带着感情做工作，就会主动，有创新意识、服务意识，因为对文化艺术比较了解，能换位思考，沟通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通畅的渠道，多一份理解，共同促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王家新参与了一系列文化项目和工程。比如《研山铭》、《出师颂》的回归，他从专家的角度辨明真伪，又结合自己的知识经验论证、宣讲国家收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这些国宝的回归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对于时机的准确把握，也让国家有限的收藏经费花在了刀刃上。再如为学界盛赞的“中华善本再造工程”，考虑到孤本、善本传播功能的消失，安全问题严峻的现实，国家财政出资仿真复制善本典籍，让这些古老的文化瑰宝可以广泛地惠及现代学人。
在谈到王家新对文化艺术事业所做的贡献时，作为文化领域的学者、专家，苏士澍先生丝毫不掩饰对他的欣赏与尊敬：“家新是带着高度的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国家对文化事业有了资金上的支持，具体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家新一点一滴地去跑、去落实，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也因为他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和了解，他的建议既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又结合当前国家的财力状况，做了很多恰如其分的工作。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推动，太需要家新这样懂经济、懂文化，有责任心的干部了。”
这些年，王家新在自己熟悉挚爱的书法、绘画、诗词等传统艺术之外，又广泛接触其它艺术门类。为了研究电影，他特意购置了专业的投影设备，挤出业余时间看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传统到后现代，几年中，他陆续看了几百部中外影片，不止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影迷，也成了电影方面的专家，连续担任了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评委。他向知名的指挥家、作曲家们请教音乐鉴赏知识，了解肖邦、巴赫、贝多芬，这一切既是为了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也充实丰富了他的精神生活。
在采访中，王家新多次谈到“感恩”二字。“我的工作对应的都是我愿意接触的领域。一方面每天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而工作，为事业发展服务，一方面我感觉自身也在不断进步、提高。我很庆幸，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种工作与生活相协调的状态，所以我心怀感恩、倍感珍惜。”
同样让王家新感恩的是，在工作中得以结识很多老先生，他们的教导让他受益匪浅。“启功先生、赵朴初先生、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文怀沙先生、黄永玉先生……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能接触到他们，对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谈到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者，王家新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们不仅学问深厚，对于人生、对于艺术的态度更是非常虔诚，非常深刻，从他们那里，我得到的是一种浓缩了的人生感悟。他们的淡泊、平和的人生境界，确实让人敬仰，每每面聆教诲真是如坐春风，让自己的心智得到陶冶和升华。”
对艺术的探索、追求，对传统文化的积淀，对生命的感悟，让王家新的内心显得颇为厚重。有时他和朋友开玩笑说，自己虽然刚过40多岁，但是心理年龄已经有八九十岁了。可是，在他身上，又分明可见年轻人的进取、执着甚至隐隐的锋芒。他的特质，如同他的身份，复杂多变，很难用一个词准确地概括和描述。或许正是这些多重的特质和身份，在他身上相互映衬交织，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文气质，一种独特的艺术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