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临习书法，以墨迹为上选，然而因为其毕竟难得，所以，原拓佳本，即便只留下残破数行，也甚宝之，专心揣摩，潜心研习，而后有成。今人则无此遗憾，因为，历代碑版法帖出版者不计其数，应有尽有。不过，习书之初，如何选帖又成了问题。
于帖本身，质量越高越好，即帖需要经典、标准、清晰，便于临摹，便于体会笔法等书法要素，所谓“善本”为上选，如宋拓本《十七帖》即是。面对传世“善本”，如临真面，自然会令人肃然起敬。“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择善而从，对于学习书法的选帖一事尤然。
米芾临十七帖
重要的是，应该选取自己喜欢的书体和字帖。篆书、隶书、章草、楷书、行书，喜欢哪种书体，就可以优先临习之。性之所近，乐而不疲，才有耐力对待，才容易进步。先临写哪种书体，也大可不必拘泥于成见。不要人云亦云，适合于别人的字帖，未必就适合自己。不过，一旦选定某家某帖，最好临写一段时日，能背临尤佳，莫可朝三暮四、一曝十寒。
出奇，是选帖的另一奥妙，能在他人习以为常的地方，发现常人注意不到的书法特点，然后夸张之、发挥之、完善之，就能方便地走出自己的书路。齐白石的篆书和篆刻，取法《祀三公山》和《天发神谶》，整理完善，面目为之一新。
2.读贴
读帖，不说看帖，道理正在于其用心。古代书家都深谙读帖三昧，视之为创作之津渡。宋姜夔在《续书谱》中说：“皆须是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观，思其用笔之理，然后可以临摹。”黄庭坚在《论书》中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读帖而琢磨、而“书空”(不动笔墨而心中临摹)，对时间宝贵者是一捷径。
读帖一点也不比临帖次要，而实际上，某帖的主要风格、章法、结体、用笔、使转等等特点，往往是在读帖时就领会到的。当然，这种读帖，是认真细致的，是内行的看门道，不厌其精微，不厌其细妙。临某帖，须得其要领，因此读帖的过程至为关键。如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为“欧体”代表作，其书刚健险劲、法度森严，秀丽中暗含奇崛，读之应见，临之始得。
读帖，固然是个理性的过程，但也有个熟能生巧的问题。读帖过程，是“眼高手低”道路的必然台级，是提高欣赏和审美判断力的必然训练。习惯了读帖的理性思维之后，便能使临帖的过程事半功倍，最终获益于书法的创作阶段，所谓“意在笔先”、“心摹手追”，信非虚语，惟真读帖者体味之。
3.临帖
学习中国书画艺术，都讲究临摹。临摹，是掌握基本技法的主要手段和重要阶段。学习书法，临帖是脱离纸上谈兵的必经之路。
临与摹有异。清周星莲《临池管见》谓“初学不外临摹，临得其笔意，摹得其间架”。朱和羹《临池心解》谓“临书异于摹书。盖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则经意与不经意之别也”。“ 经意与不经意之别”，此语颇为中的。
初学书者，一般都经由描摹到临写的步骤。描红、拓摹(仿影)和双勾等方法，都重于“摹”，在儿童学书法的初期常使用。这些方法的优点，是具体、贴切，可以帮助学书者注意到起笔、收笔、转折、点画等细节结构，提高认识和分析书法造形的能力，但是，因为这些方法过于死板和机械，不利于最终离帖创作。临，又分为对临、背临、意临。对临，就是面对、对照、比较着临帖;背临，类似对临，只是字帖在心中而不在眼前。临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所写与帖本身尽量一模一样，这比描红等方法当然要难，所以也更有效。
值得一提的“意临”，即临摹原帖的意思;然而，这种方法需要理智地使用，否则，往往事与愿违。有一种常见现象，就是很多书家在“意临”某种碑帖时，会赋予个性特征和书法面目，这不难理解，乃习惯使然;如伊秉绶临的《张迁碑》，就完全是他自己的隶书。但初学书应慎之，不可为“意临”这种看似高明、简便、捷径的方法所蒙蔽，初一上路就变味、走样，会弄巧成拙，事倍功半。
张迁碑-局部
临摹字帖所用的九宫格、米字格、田字格、回字格、斜叉格、口字格等，均是为了使临摹的字形结构布置匀称，对于提高临摹效率有一定帮助，但应尽早摆脱“拄拐棍”的习惯，要眼中有格，心中有数。
“双勾”，是设计字形、笔法、章法的好办法。经过这样的练习，每个字怎么写好看，心里都有了底，于是在提笔时胸有成竹。
临帖的意图，不是要临某种碑帖可以达到一模一样，这只是前层次的要求。临帖的最终目标，是要掌握笔性和墨性，获得想写一个什么样的笔画就能写出来的本事，不走形。临帖只是手段，是实现心手双畅、手笔相应的一种方法。宋姜夔《续书谱》云：“夫临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精神顿异。”孙过庭《书谱》云：“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临摹，务必要逼真，如此才能掌握笔墨造型的功夫。临摹的“像”，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达到笔墨的操纵自如。临摹，就在于修练笔性，这也是可以任意选一种书体来临摹的理由。
齐白石论临帖时说过：“苦临碑帖至死不变者，为死于碑下”(《与胡佩衡论书法》);“我是学习人家，不是摹仿人家。学的是笔墨精神，不管外形像不像”(《与胡橐谈临摹》)。中国笔墨传统，讲究“师心而不师迹”，但是，这种说法，千万不可做片面的理解。“师心”是表现不出来的，是只能意会、只能仿佛的;而“师迹”，才是最客观的、直接的，是可以看得见的。能师迹，才能师心;切莫好高骛远，“师心”不能，“师迹”不成，白白耗费功夫、浪费笔墨。
手下有无工夫，与心中有无书法，是两回事，两者俱佳，而后可以作书法。手下工夫，可以靠临摹练得，然而心中有无书法，则需多方面修养。一般人，只能“照葫芦画瓢”，没有一点举一反三的本事，脱离了字帖，从临摹阶段到实际的创作时，就什么都忘了，学到的东西都用不上了，最多能回到原帖的模样，甚者一合上字帖，连原帖都想不起来。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有人楷书写得好，行草书确无足观，或者根本不成样子，这是因为不同书体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和用笔特点，是不完全相同的。各体兼善的书家，毕竟是少数。
临帖获得的功夫，类似于造房子或做家具的手艺，给你图纸，你就应该能实现，否则，功夫就还不到火候。至于“图纸”，则是设计能力，包括章法的、字法的、笔法的、墨法的以及文化、修养、天性等多方面。要使“图纸”有新意，要使自己写出的书法属于自己，就不能搬用别人的、抄袭过去的、照样已有的，此则不是完全可以靠临摹工夫可以得到的。
临摹的过程中，应该时刻培育着、酝酿着、激发着、设计着自己日后的书法面目——“我的字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这样有的放矢，或许才可能有所成就。倘若连这种初衷都没有，大概临再多的碑帖也没有大用。“水到渠成”，有意义的“渠”，应该是有所规划的。当然，只是为了娱乐身心、不求书法有所进境者，无可厚非，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