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发展总是这样的，从表面上看它好像是积极的、有利的，但一旦物极必然走向它的反面，也就是说任何社会性的东西，如果不加以规范，任其发展都会造成不利局面。我们不是有意给行草书创作波冷水，而是感觉到行草书创作到了该有所制衡的时候了。当然，对于艺术创作活动来讲，人为的压制是不妥的，艺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只是希望书法家们能静下心来做一些冷静的思考。
尽管当代书法创作已呈现出多元化，但是，我们还是从当前火热般的展赛活动中，看到了行草书的过渡泛滥。单项展自不比再说，就全国展、青年展、新人展全国三大展来看，行草书的参展、入选获奖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这反映出当代书法创作行草风已占居主流。从书法创作队伍结构看，中青年书家从事行草创作的仍占居多数，行草书仿佛是一种青春艺术、阳光女孩，在一次次的大展中崭露头角，光彩照人。但是，从这繁荣的背后，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丝忧虑，难道说当代行草书创作已达到真正的艺术水准了么?算不算行草的国度?是不是行草的时代?从事行草书创作的书家都很成熟么?有没有一流的大家?行草创作是不是最易上手，最好发挥的艺术形式呢?它相比于行草书创作较旺盛的宋代和明代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行草书创作是泛滥抑或是过剩?行草书的追风和流行风气为什么比任何一种书体都有过之而不及?
分析当代行草书泛滥的原因：一是时代风尚的必然要求。中国书法依然延续着清末民初的创作理路，在帖学和碑学的争辩中缓缓行进。进入近、现代以来，由于社会的动荡，政权的更替，社会风气的变化，意识形态领域也随之发生了调整。民国以来的百年间，中国书法全局难匹清之一叶，偶尔出现了几位大师，也常怀有历史的孤独和清高，有的历史贡献大而书法水平实属不高。有的艺术品质高迈，其实并没有在时代风云中发挥大师的历史作用。
进入“文革”动荡岁月，书法艺术创作活动一度停滞，书法艺术走向畸形，中国书法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以前一直处于零散的、自为的存在状态。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走向开放、民主空气日浓，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得到了尽情地释放，中国书法也像其它艺术一样开始走向复苏，书法家们拾遗补缺，以从来没有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投入艺术创作。
应当说，首届全国性的书法展览充分显示出一批老书家的功力，楷书居多，这是对历史遗存的一种全盘暴露和真切展示。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的进步，人们的艺术视野的开阔，艺术创作逐渐打破单一局面，走向多元。加之，经济发展的加速，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迫切需要艺术创作与之同步。原来那种四平八稳、几近保守持重的艺术形式随之落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艺项目，文学散文走向新天地，喜剧小品走向火爆，这些在“快”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式样正在受到人们的青睐。书法创作更注重情感的渲染，而最能实现抒情达意的书法形式便是行草书，于是行草创作随着现代展厅文化的形成，越来越呈现出它的社会优势。在艺术功能上充当了审美先锋的作用。这种势不可挡的时代风潮，也不是少数几个评委所能左右了的，你可以不去评选行草书中的参展作品，但若看一看来稿中将近一半以上均是行草书的话，即便是评委又作何感想呢?你总不能舍大取小，以少代多吧，那毕竟反映不了当代书法创作的真实水平。
二是由行草自身的艺术特点所决定的。行草书非行、非草，但又往往以行夹草、或以草夹行。这样的创作形式就给书家以极大的创作回旋余地。善行书的可以少写些草字，善草书的也可以少写些行书。扬长辟短，行、草之间实现了最佳配置，同时，也可以相对弥补楷书等正书功力的不足，只要是在才情上稍微放达一点，书法气息风格占了上风，评委是会原谅你创作功力上的不足的。
由此，聪明的人旋即转入行草创作，有的只有一年多的正书功底，也在所不辞，浪浪荡荡，混入行草风潮，在一些大展中偶然摘取功名，成为时代娇子，又被另外一拔人效法和模仿。行草书正是在这样一种相对水平的劳作中重复回旋，一拔又一拔，一次展览又一次展览，人们只看到了行草书的数量和比重，却不顾忌它的水平的相对平庸。当然，话不能说绝了，在行草书创作中固然有一些高水准的展览，也涌现出了一些高水平的行草书家，但并不代表整体的水平。我们敢拿自己的行草作品与宋四家相比么?敢与晚明的徐渭、王铎、张瑞图相比么?显然还不可能。历史的维度都有我们的纵横座标，与当代同期相比，显然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艺术创作及作品评价是一个很消耗时间的过程，对其真正价值的判断，非得历史不可。
三是行草书创作占居主流书风的时代在我国书法史上并不鲜见。如在宋代流行行草书，晚明、清初盛行大草。这两个朝代，在行草创作上达到了历史的高度。其实，行草书，并不是纯粹的书体，他非行非草，介于行、草之间，最早见之于王献之。王献之是行草书的鼻祖。在评价王献之行草书时张怀谨《书议》中曰：“子敬才高识远，行、草又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善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从宜，从意适便，有著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乘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①行草书最为风流，因此，在历代都引起书家创作的浓厚兴趣。这种被徐浩名之曰“破体”的行草书，大概更适合于手札简素之便，因此，在晋代比较流行。以后各个朝代均有擅长者。在唐代由于太宗李世民崇尚大王，贬低小王书法，楷书、行书风行天下，行草书并没有形成主流书风。但是，宋人崇尚小王，特别是米芾，临习王献之书法几可乱真，多以行草名世，宋四家的行草书风格奇崛多姿，构成了绚丽的色彩。行草书成了宋代的主流书风。
元代赵孟 复归晋法，短笔长笺，意态挥洒，行草擅其长。我们看到，赵孟 的行草尺椟是其书法的代表。至晚明，书家追求个性解放，行草艺术发挥了优势。
当代书法创作，行草书唱主角，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审美趣味，但这种艺术形式不应当成为当代书法创作弊病的一块遮羞布。一些行草书家好像是南郭先生吹笙，他混在众人当中合奏很难看到他的不足，一旦单人表演就会露出破绽。他们所谓在行草书上擅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正书、草书上的弱项。当代书法创作底气不足也许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