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善楼”主人者,顾工是也。其斋名曰“欲善楼”,乃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意以自勉自励。然,我以为当取“得善意欲洗除惑垢,证无上法究竟清凉”这一帧古联意,方能进一步衬托出顾工先生的和善儒雅之风。我与顾工兄是相交多年的同道挚友,彼此间也有着太多的共同点。比如,我们都出生在淮安,现在都生活在吴门,同为“七十年代书家”群体中的一员,还有我们都是B型血的男人⋯⋯等等,不一而足。因此,谈起顾工来,我亦可忝在知交之列。
题曰“儒者顾工”,这当是我与他熟识以来最为直观的印象。“儒者”何来?我有“三观”,曰:一观其人,二观其识,三观其艺。
我闲暇时喜欢翻阅历史老照片。在无数次的翻阅中,面对旧闻旧事、文人雅士旧影,不知为何,眼前的旧照里总喜欢幻化出顾工兄的影像来。照片里,那行走在姑苏虎丘山下、倚坐在钱塘孤山石室边、兀立于西泠桥畔凭栏远眺、隐现在疏朗的树影中,清瘦地穿着灰衫长袍,戴着宽边黑框眼镜,言谈间不时用中食指推动一下镜面的民国年轻士人,既风华正茂、踌躇满志,又略带几分学究、些许高古,那不正是顾工么。而此时的顾兄正静静地坐在我边上,手执古卷,埋头入定于物我两忘之境。 于是,在焚香品茗中,不经意间恍若经历了又一道的人世轮回,让人不知今夕何夕。而我的斋中密友曾经这样调侃自己,他说前世应是一位落魄的军官,再前世该是一尊佛了。其意若何,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前世今生,或许只是因梦所托,说笑而已。但,作为传统文化的弄墨操觚者,生活在那个年代当是十分惬意的。因为那是继魏晋南北朝以来人性最为解放的一个时代,我们在“竹林七贤图”与民国文人雅集的影像中可窥得几分端倪。
顾工为人直率、真诚、谦恭,心底全无酸腐之气,这也许是B型血文人的共性吧!顾工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从他创办的现已颇具影响力的《篆刻批评》到首倡“七十年代书家”群体的概念,再到现在执掌昆山书画院,他这一路走来,用心组织策划了许多次很有影响力的活动。比如我们“七十年代书家”群体,八年间,并肩行走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全国十个城市举办了巡回交流展览,前后出版了6本作品集,实事求是地讲,其成绩和影响力不可小觑。活动的有序开展与作品成果的不断出版,为这批具有代表性的“七十年代书家”的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使“七十年代书家”的提法在当代书坛产生了相当于书史断代的宏大意义。回望活动之初,可谓步履维艰,经费不足,顾工兄欲以一己之力而擎之,真有“以无私而致大同”之精神,让诸同仁至今心存感动。正因为有了顾工的这份坚守与操持,才使得这个以年代为划分的精英群体在当今书坛演绎了一曲曲别样的传奇,展现了一道道炫动的光彩。
创办于九十年代末的《篆刻批评》作为全国艺术界唯一的批评性刊物,还在一期接一期地编辑着。而昆山书画院的众多活动与昆山书法人才梯队的培养,也在他的运筹帷幄下进行得有声有色。作为这样的组织者与旗手式的人物,需要的是博大与包容的品格、担当与善思的情怀。我想,这一切,顾工都具备了。
临古之二 41×44cm 纸本 2012
顾工兄在同龄书家中出道甚早。早在号称“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扬州读书时,就开始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文论,头角渐露。无论是史论研究还是专业评论,其才学便一展无余,我想这或许与他主修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吧。斯时,顾兄常与祝竹、卞雪松等先生游,熏染于扬州传统文化中,为其日后在书艺印道上的深厚造诣奠定了坚实根基。
江南历为文化渊薮之地,常引得无数文人墨客扁舟过江而来,如西晋时期便有大量士人从洛下渡江南下。顾工毕业后便也学了南下的先贤,过江来到昆山寻求发展。初到昆山,其斋曰:“五方斋”,初闻之,人常误以为他爱吃姑苏城里的百年老字号“五芳斋”面食。后来才知他初到昆山时几无立锥之地,寄居于单位楼梯下五平方的陋室,故曰“五方斋”。在昆山青少年宫工作期间,他因学识出众被借到北京《中国书画》杂志社做编辑,一年后因家庭与工作故,又回到了昆山。但其参与编辑的那数期杂志,已在《中国书画》杂志初创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次年,他又被调往昆仑堂美术馆,从事专业创作与研究。陶醉在大量的馆藏中,行走于各大拍卖会间,此时的顾工兄察古观今之慧眼大开。在迷上收藏之余,他还成为了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的一员,履任书画收藏委员会副主任。他的专业与工作环境相得益彰,为他学识的不断提高与构架,起到了积极作用。顾工兄不是一位居安之人,一直在不断地探索与拓展艺术发展空间,在攻读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和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后,又在己丑岁末考取了东南大学书法博士生。顾工一路攀越,在别人不经意间,便又跃上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但他自己只以此为一个新的起点。于他而言,理想的高度永远在旭日初升的明天。
临古之五 41×44cm 纸本 2012
顾工在“江南风”同仁中是一位年轻而早熟的书家,用马士达先生的话说,便是“他的作品超越了他年轮的老道”。顾工书法风格确立相对较早。早在昆山青少年宫工作期间,为了进一步提高学识与创作水平,他考入陈振濂先生主持的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助教班学习,接受了更为系统的学院式的教育;同时又受教于海上沃兴华先生。他融合了陈先生解剖式的用笔与沃先生以碑入帖的创作思路,从而形成了他自我风格独具的路径和审美取向。这一时期,他在夯实古碑帖共性基础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凸显个人风格,甚至认为一个艺术家没有自己的风格是最大的悲哀。在此论点影响下,他临魏晋与二王书风,却又以康有为式的以碑法入。然而仅以所谓碑派笔法精到,线条结实美观,相对丢失了晋人自然书写的心境与气息,从而形成了碑法的帖面、但帖韵相对缺失的书写状态。此评,作为挚友,我当直言。
“阅千剑而后识器”,在大量经典作品陶染下,顾工的审美情趣开始发生较大转型。他竟推翻了自己以往观点,认为风格是渐变的。“没有风格才是最大的风格”,他的这句话颇值得玩味,可谓无招胜有招,无为而无不为,有很深的哲学义理。之后,顾工不断悟化,书法创作无论是笔法、修为,还是风格取向,都已渐谙古帖精华。观其近作让人不得不对他的才情与心智心存敬服。在别人不经意间,他又一次演奏了一曲美妙的“晋律唐音”,让观者再次感受“儒者顾工”于笔墨内外的那份超然、淡定与和谐。
走笔于此,蓦然想起他说过的那句话,“我的内心还是存风骚之意的”。我想具备了这般风情的顾工,当是真实的“儒者顾工”。
临古之六 41×44cm 纸本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