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并不以书法知名，但他的书法作品有着不同寻常的韵味。中山先生的字，结体紧密，气象雍容，有一种大家风范。他放笔直书，随意挥毫，不受任何拘束，但百变不离其宗，刚劲有力的书法中透出了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不拘泥于传统布局排列，突破旧规，而更注重书写内容及笔下情感的表达，一气呵成。
民国四大书家之一的谭延闿评说孙中山书法：“故时贤谓总理之怪，深得唐人气韵，流美自然，非力学所能工。至其矜慎厚重，不诡不随，又适如其人焉。”又说：“其书不但似苏东坡，而往往有唐人写经笔意，正直雍和如其人，真天资聪明，凡夫须学而不能也。”谭延闿也是民国一代书法大家，长期追随孙中山，所述当然透彻，这也成为评论孙中山书法较为经典的论述。
孙中山在其《孙文学说》所说的“能用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大概亦可移用在他的书法中。孙中山写字十分认真，“生平未尝临池学书，而笔笔端重，胎息深厚，无潦草从事者。其手稿《孙文学说》，全书数万言，皆为总理手写，一字不苟。”孙中山擅楷书、行书两体，篆书、隶书均未曾见署。其用字规范，笔笔交代清楚，一篇中同一字出现多次，也决不删繁从简，而一字数型以其博。书法风格一脉相承，无论是案头小牍或挥椽巨构，所书皆开阔雄浑，朗健清逸，笔势舒敛有致，字字独立却气脉浑整。在从事长期国民革命中，孙中山有一特别的习惯，即在书写手令、信函时，往往喜用“西纸”，不用石砚磨墨，直接用毛笔沾外国墨水书写，取其便利而色调，不需磨墨功夫，以求节省时间从事革命活动。但他在题词赠送同志，鼓励仁人革命斗志时，使用的仍是毛笔、砚台、墨条和中国宣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