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子历来注重在世间的练心功夫,他们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作为检验其道真的方式。《庄子》说:“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哪个圣贤不是在汹汹世风中立定脚跟的人?这立定的功夫便是道心。
八大正是秉此道心,一路去蔽,才呈现出无限的光辉来。坎坷的人生只会击垮无心可依的人,同时也会成就有心圣道的人。让我们沿着八大这颗“守道以约”的心,去透破种种事相之别,来品味山人用鱼鸟构筑的太虚画境。
八大的法门兄弟饶宇朴在《个山小像》中说:“个山綮公,豫章王孙贞吉先生四世孙也,少为进士业,试辄冠其侪偶。里中耆硕,莫不噪然称之。”八大是个善学之人,故“里中耆硕,莫不称之”。
古人学必宗经,读圣贤之书或为成圣或为科举,而做圣贤与科举虽然大有冲撞但也不是不能兼得。古教首重做人,立君子之行,其次事功,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
甲申之乱,约在1645年,南昌的故明宗室被遣散,八大“弃家”逃往西山,并于1648年剃度入佛门。此时的八大目睹家国零落之惨状,自知无力回天,潜隐佛门,既是为了保全性命于乱世,或许也是为了保存明室一脉,等待希望重现,等待明室光复。——“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庄子在《逍遥游》中的这句话,也许能表达出八大当下的心境期许,只要有空间有余地,不夭亡身死,能通达无阻,便可以到达南冥,获得成功。当时的诗人黎祖功写道:“好古心如结,悲穷涕在衣,尚能同拜倒,望帝可魂归”。八大在惊恐中守护着一命在,不仅是为了存活下去,或许也为了“望帝可魂归”。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人死次之”,有心才有希望。
1653年,順治癸巳,八大從師於弘敏,在進賢介岡燈社和奉新耕香庵學法,其間與壹些節義之士多有來往,如蔡受、黃安平、容安老人、劉慟城等,劉慟城為八大《個山小像》寫贊語是在1667年。劉慟城,原名劉九嶷,字嶽生,高安人,崇禎舉人。明亡後,立誌不與新朝同列,於順治元年易名為“慟城”,並建有“潔庵”,以顯其誌。
此時的禪門,不僅保護了八大的性命,也為八大提供了心靈棲息所,使他得以在大亂中更深切地審視生命的價值及意義,而人只有在生命最脆微時才有機會彰顯出最強音,如孔子被圍陳蔡,王守仁貶居龍場。此時的八大面臨著從王孫到佛子的巨大轉變,他同樣面臨著“生、死”與“凡、聖”的巨大考驗。要麽坎坷把他給廢了,要麽坎坷就把他的天心給激活了,所謂“福禍輪轉”,唯有道者能馭之。
八大并没有成为因为荣华被夺而不服的复仇者,也许其他王孙多在咬牙之恨中了断余生之时,八大正突破了穷达利害的纠缠,超然地迈出了向圣境进发的脚步。他的友人蔡受已有所感,诗《赠雪师》:人言我怪怪不足,我眼低见惟一秃。师奇奇若入水矾,才磨缸角尘不顽。八大之奇在当时已为人所知,然多数人只知其外在的奇,而不明奇的本质。在蔡受看来,八大奇的不是诗画,不是行为,而是在于他的精神和灵魂竟犹如被矾净化过的水一样清澈无染。
八大為僧期曾號“個山”,蔡受題:“⊙個有個,而立於壹二三四五之間也;個無個,而超於五四三二壹之外也。個山,個山,形上形下,圈中壹點。減余居士蔡受以供,個師已而為世人說法如是”。顯然,“個山”二字隱藏著的是“道”境人心。它不是無謂的文字組合,在篆文中“個山”正好被寫成“圈中壹點”。圈,是圈道的,是大道的形而下呈現。道本無形無狀,無大無小,無生無滅。莊子說:天道如輪,永無止期。王羲之蘭亭詩有句:“大道如輪無停期”也是此義。
八大本無意做佛,他與慧能不同,慧能是賣柴時聞聽壹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後自願出家。而八大則是國破後被迫遁入空門。從1644年到1648年,他有三年住在寺中卻沒有剃度,可能是在觀望,然而當1645年多爾袞下“剃發令”,留頭不留發時,逃禪遂成為明末亂世的獨特現象。不僧不俗,非俗非聖,作為浮屠中遺民。“個也逃禪者,名高藝更尊。風流原國士,漂泊昔王孫。邀笛春帆遠,耕雲野袖存。何時修白社,高詠共芳樽”,此裘璉贈山人詩。作為王室之後,壹剃了之亦是權宜之計。當八大壓抑至極,內心在“死難”與“明哲保身”間抉擇時,他選了後者。山人說“俗人只知死之易,而焉知生之難”,這是何等悲愴!同時對於要象聖人壹樣“世無道,抱道而藏”的八大來說,又是何等弘毅!
此間的八大壹直仿徨著、隱忍著,若不是有顆“道心”在,恐早已成為壹個自暴自棄的廢人。儒、道、佛都有效地參與了為八大解壓並助他找到生命歸所的作用。“神奇復化為腐朽,腐朽復化為神奇”,莊子這話對八大來說有著真切的印證。53歲時八大在臨川,癲狂了,哭笑無常,“或鼓腹而歌,混舞於世,壹日之間,癲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癲止”,兩年後,忽“裂浮屠服,焚之”,趁機回到南昌老家。我懷疑山人是佯狂,中國歷史上以佯狂避禍的太多,所以邵長衡才說“世多知山人,然竟無知山人者”、“乃忽狂忽喑,隱約玩世”。多年後八大的《甕頌》詩中有:“若日甕頭春,甕頭春不見。有客豫章門,佯狂語飛燕”,52歲時,八大即用“掣顛”壹印,看來他對佯狂是有預見的。56歲左右,八大開始自命為“驢”,這是個與禪道儒皆大有關聯的字。或以為他憤怒、自嘲、自虐,皆不得其真。八大此印自56歲壹直用到約75歲。驢印的使用,已是八大進道的印信。何以名“驢”,眾說不壹,多以為憤怒不滿,無奈和哀痛,對於失國喪家的八大來說,這些情感不能說沒有,不僅此時有,壹生都不曾真正忘懷,但是,如果止於此而已,八大無非是眾多失落王孫中的壹個戚戚者,哪裏還會有壹個橫空的八大哉!
驢在中國文化系統中是有著特殊隱義的,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發現,它常常會成為老子之後的高人逸士首選的坐騎,自老子騎牛之後,道家高士多駕驢,鮮有騎馬者,馬有速度,有爭分奪秒的意味,顯得也莊重;驢談不上速度,也懶散,更有不衫不履的野逸味道,馬和驢儼然暗示著爭與不爭,朝與野,有為與無為的不同生命態度。
另外,驢作為家畜,幾乎人所共知的有兩個代稱:1、順毛驢,2、犟驢,何故又犟又順?犟,體現為驢的獨立驢格,它不似其他畜牲如狗、馬、貓等很通人性,驢幾乎不通人性,無論主人對它多好,好草好料,想讓它幹活都不能逆它的脾氣,強迫它幾乎是無效的,越打越不幹,故得諢名“犟驢”。驢不通人性,即是無奴性。可以說,驢以其大無畏的精神在這個人主宰的世界中,雖寄人籬下,卻能終不失驢之本真。正是驢的這點真骨血,讓守真的道家高人欣然而喜,故曹丕、王粲、蘇軾之流喜學驢叫;張果、陳摶之輩喜駕驢入山。他們不僅能讓驢聽使喚,索性倒騎,以此炫耀他們馭道駕物的高明功夫,這也是以騎驢為“循道而趨”的修行,莊子說“順之、導之、入於無疵”,常人欲以鞭嚇驢、以料媚驢,驢皆不顧,驢大有如道壹般的準則:順我則順,逆我則犟。
八大在驢期所彰顯的情感,應有此等準則的精神取向。雖處清人之國,亦終不為其奴化,雖不反清,亦不參與復明,他壹生只想做壹個守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