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1810-1882)，字兰甫，一字兰浦，自号江南倦客。因少时读书于东厢书塾，晚年自题著作为《东塾读书记》，故学者尊称“东塾先生”。番禺(今广州)人。
自幼学习举业，十七岁考取了县学生。之后几年颇为得意，先是得到学政翁心存的赏识，以廪贡生荐入粤秀书院肄业;读了三年便题了优贡，即是由学政与总督、巡抚联名向朝廷保举的本省优秀学生;次年(1832)又中了举人。之后入京会试，省城舆论看好，以为他此行大有中一甲而点翰林的希望。谁知道他一出了省境便交了霉运，十三年间考了五次，皆名落孙山。不得已参加六年一轮的举人“大挑”，以为可选得县令，不料又考了个二等，只能做教官。陈澧自谓：“以为不能治民，犹可以教士，天下治乱未有不由土习而起者。”
但是到了1849年实援广东河源县学训导，到任便发觉“乱”的不是士而是民，“盗贼遍地”，仅两个月便请假回家。幸亏跑得快，不然就像河源县令一样，“为贼捉去矣”。是年咸丰帝继位，例开恩科，陈潭第六次应会试，仍旧落第。1856年陈澧获补选知县，但世道更乱了，太平军正兴，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将开战，他只好放弃追求了二十年的“百里侯”，申请改授京官虚衔，得授国子监学录。自此以后，陈澧便不再挂念功名，而专心于学术，会通汉宋之学，著述甚丰，广涉经学、史学、音韵学、文字学、声律、音乐、地理学、数学、书法及诗词学等众多领域，成就卓越，成为晚清岭南学术最具影响的杰出人物，亦可谓因祸得福也。
道光十四年(1834)，陈澧便入读学海堂，成为学海堂第一届的专课肄业生。1840年补授为学海堂学长，其后一直任职。1867年，陈澧受聘担任菊坡精舍的山长，所以菊坡精舍受学海堂的影响最多。据陈澧《菊坡精舍记》云：“始议为书院时，以书院多课时文，此当别为课。澧既应聘，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学海堂一岁四课，精舍一岁三十课，可以佐之，吾不自立法也;每课期诸生来听讲，澧既命题而讲之，遂讲读书之法，取顾亭林说，大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揭于前轩，吾不自立说也。” 可知菊坡精舍在办学宗旨上是承传了学海堂的实学宗旨。而陈澧受了二十年的科举之害，最后转为推崇顾炎武，以为在经史中可以寻求得到微言大义，通经方能致用。故在菊坡精舍大力推行实学，主张摒弃当时以科举为主导的教学方式，认为精舍门人当以学问为重，不是为取超等;士人为学，须于经、史、子、集四科当中，拣选一科与其性情相近的专门来研究，这与学海堂专课肄业生专研一科的情况又相类似。所以无论是在教学宗旨还是教学内容上，菊坡精舍都是效法学海堂的。
与学海堂不同的是，陈澧在菊坡精舍不但出古文经史题进行考课，还升堂讲学，每次听讲者达数十人，既有针对命题的内容，又连带及读书之法。因为菊坡精舍是院长制，不同于学海堂的学长制，这样，菊坡精舍就成了陈潭一人的专门讲学之所，陈澧便能够通过讲学，详细而系统地将自己读书方法、治学途径、经验教训等传授给学生，对学生的影响更深。所以陈澧与应课生徒的师生关系要比学海堂的更为明晰密切，这些学生有一样的师承，学术既高，影响广泛，相互之间的联系又密切，便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东塾学派”。这个学派的形成，表明广东在学术上已经是自成系统，独具特色，能与其他流派分庭抗礼，在全国学术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了。
陈澧在菊坡精舍的十余年间，全身心地投入了精舍的讲学与考课的工作，并继续钻研学术，将集其大成之作《东塾读书记》加以整理陆续出版，但在他生前只刻成了九卷，还有大量的手稿未能刊刻，后多藏于中山大学;而其关于精舍教学的文章，如《与菊坡精舍门人论学》等，则在他身后由其子孙门人收集在《东塾集》、《东塾续集》中。陈澧在晚年因操劳过度，已是体弱多病，但仍坚持讲学，亲自阅改课卷，1897年由廖延相编刻的《菊坡精舍集》二十卷，便都是陈澧亲自选取的菊坡精舍的优秀课卷。全集共选文171篇，诗186首，作者有102人，均是菊坡精舍的优秀人才，菊坡精舍人材之众，由此不难想见。陈澧对菊坡精舍的贡献之巨，转而亦是对广东学术发展的贡献。
1881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裕宽以陈澧青年硕德，奏请褒奖，上谕给五品卿衔。1882年，陈澧病逝，终年七十三岁，《清史稿》为其立传，以宣其功。而其门人则报请官方，在菊坡精舍西偏辟祠以祭祀之，弟子梁鼎芬集资百万文，购买祭田，让后人永远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