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以下简称《清》卷)，绢本水墨淡设色，纵24.8cm、横528cm，故宫博物院藏，它汇集了屋宇、盘车、舟桥、寒林、坡石、人物风俗等诸多绘画子科，涉及界画、白描、水墨、渲染、皴擦、设色等多种绘画技法，画中的810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的《蒙娜丽莎》”，恰如其分，一个是永恒的微笑，一个是永恒的喧闹，其中都蕴含着许多难以解开的谜团，对她们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也许还需要从头开始，一些传统的认识应该重新商榷与研究。
通过与当时的开封地图进行比对，《清》卷中出现的拱桥、城门、正店、欢楼等均不是汴京城某个具体的建筑，而是画家对同类景物进行的综合概括和高度提炼，集中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将细节的真实与整体的概括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真实的汴京生活，但不是具体的汴京街景，它所表现的是实情而非实景，由此，画家可以按照他的创作思想自如地表现当时社会出现的一系列事物。
以出土文物、传世文物以及相关历史文献为据，画中女性流行的盘福龙发式、短褙服饰等是崇宁至大观年间(1102-1110)的装束，图中绘有草书大屏风被揭下来当苫布的情景，这一渎文事件(焚毁元祐党人的墨迹)也发生在崇宁初年，图中60文一斤的羊肉牌价正是崇宁年间的最低价格。综合来自诸多因素，形成一条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其绘制时间为崇宁年间(1102-1106)中期，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张择端作画的历史背景主要聚焦在徽宗朝初，徽宗一登基就明诏天下：“……朕方开谠正之路，消壅蔽之风，其于鲠论嘉谋，唯恐不闻，而行之唯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 据其后金代文人张著的跋文，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的名字来自儒家经典著作，可推知他成长于一个充满了儒家思想的家庭。因此，他怀着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关注社会，接受了徽宗的诏令。
通常认为，《清》卷表现了北宋开封城的繁荣兴旺，显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笔者以为，这仅仅是该图的表面现象，在它的背后，深藏着不为人知的种种玄机。画家以不同寻常的观察视角，描绘了一系列社会弊病，显然，画家是有所用心的。
看点一 疯狂的惊马
惊马闯进郊市给全卷定下了焦虑的音符。卷首，在清明节踏青回城的一干人中的一匹白色官马(前半身因残破而缺失)受到惊吓狂奔了起来，在白马的前方是一头受到惊吓的黑驴，两个马夫在追赶，周围的人们顿时惊慌起来，一老翁急忙招呼在路边玩耍的孩子回家，另一持杖老者侧身而逃，坐在店铺里的食客闻声而望，这仅仅是汴京险境的一个铺垫，预示着后面还将会发生更大的险情。
看点二 虚设的望火楼
东京一百二十个坊绝大多数建筑都是砖木结构，一直延伸到外城，每坊均设有一座望火楼，消防是朝野最严峻的社会问题。汴京的防火措施非常严密，除了夜市，无论何人，在后半夜不得随意用火。
图中的城郊绘有一砖台，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对此有所记述：东京“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这是一座建在外城的望火楼，按当时规定：“下有官屋数间，驻屯军兵五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街、汴京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这支专业的灭火队伍，被称之为“潜火兵”，他们驻扎在望火楼下，实行军事化管理。遗憾的是，画中的望火楼已摆上供休闲用的桌凳，楼上无一人守望，更不用说准备传报火警的快马，望火楼下两排兵营式的平房已被改作饭馆，北宋末的消防系统已颓败至此。
看点三 惊悚的船桥险情
在北宋汴京的清明节，人们喜欢到河上观赏春水和游鱼，在《清》卷的拱桥两侧有一大批观赏的人群，可眼下的情景着实让他们大吃一惊：迎面而来的大客船上的桅杆即将撞上拱桥!这起严重险情的责任者是几个纤夫，他们本应该在离拱桥一定距离时停止拉纤并招呼船工放下桅杆，他们却一直埋头拉纤到拱桥底下，拱桥上下的行人发现了险情，大声呼救，已进入桥洞下的纤夫们闻声松开了纤绳，船工们随着松开的纤绳立即放下桅杆，船顶上的一个船夫奋力用长杆顶住拱桥横梁，使船无法靠近拱桥，船与桥的安全全系之于此。桥上和岸边百姓们都捏着一把汗，桥上有人为防船工落水，抛出绳索……
在桥上还上演了另一场闹剧，坐轿的文官与骑马的武官互不相让，轿夫与马弁各仗其势，争吵不休。拱桥上的仪规已乱，给本已紧张的拱桥上下增添了更多的险情，出现立体交叉性的矛盾，形成了《清》卷的矛盾高潮。
看点四 严峻的商贾囤粮问题
画中绘有十一条专事运输粮食的漕船，欣赏者都会被其严谨的绘画技艺与真实的生活气息所感染，而忽略在它们的背后深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北宋初年，太祖限价售粮，太宗控制了南方后，更是力图通过漕运和仓储来掌控粮价。为了抵御荒年和逼退商贾的势力，北宋历朝均注重在汴河沿岸营建官仓。画中绘有两处装卸工卸船的场景，船主们指挥着雇工队伍卸粮，粮食被装卸工转运到深巷的私仓里。要注意到：画中所有的粮船没有一条是官船，也没有一个督粮官到场监运，这意味着朝政丢失了国粮储运的机会，画家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景况，诉诸了潜在的官粮危机。
奸相蔡京等为了迎合徽宗好奢靡的本色，鼓动他尽享太平。崇宁三年(1104)，徽宗废除了以往动用大量的运力和粮款到江淮或江南收购、漕运粮食的国策即“转般仓”，次年，他敕令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以十条或二十条船为一纲，向东京运送奇石异木，用于花石纲的舟船和费用肯定会影响政府的漕运开支，其中包括以百万贯购买六百万石米的政府经费。北宋朝廷大大减弱了平抑东京粮价的能力，无疑是放弃与私家粮商的竞争地位，粮商们趁机纷纷向东京漕运粮食，在囤积中等待善价。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官仓渐渐空虚了，至北宋末，开封的粮价较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上涨了100倍以上!
看点五 懒惰的递铺官兵
画家在城门外画有高等级的驿站，一座木桥与院门相连，门前坐卧着9个兵卒，还有两只公文箱，显然这是一队公差，像是在这里待命多时，已十分疲惫了。院子里躺卧着一匹吃饱的白马，一个马夫手持缰绳，斜倚一侧，似乎在等待马的主人。应在清早出行的差役队伍，快到晌午，差官还迟迟不出，真实地表现了徽宗朝拖沓低效的吏治局面。
看点六 严酷的党争事件
1102年，徽宗改元崇宁，罢黜旧党，次年，蔡京下令焚毁苏轼、黄庭坚等旧党人的墨迹文集，严禁生徒习读、藏家宝之，苏轼文字翰墨“既经崇宁、大观焚毁之余，人间所藏，盖一二数也” 。在画中的两处，车夫们将被废黜的旧党书写的大字屏风当作苫布，包裹着旧党人的其他书籍文字装上串车，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销毁。张择端生动地捕捉到这个细节，反映了当时新旧党争的残酷和对文化艺术的破坏。
看点七 撤防的城门
洞开的城门静静地等待着亡国之日。《清》卷城门不是瓮城，无法构成防御体系，夯土垒成的城墙，四处塌陷，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连射箭的城垛也没有。城门前后、城楼上下竟然没有一兵一卒把守，北宋的门禁制度已经彻底涣散了。有意味的是，有几头域外的骆驼贯穿门洞，门洞口露出一个胡人模样的驭手 。真实地反映了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
看点八 沉重的商税
城门内头一家是税务所，门口有四个车夫运来一批装着纺织品的麻包，一个车夫进屋向税务官报税，税务官欲出具文字，门外的税务官指着麻包说出了一个官家想要的数字，一定是因高出来的税额，引起车夫们的不满，一个车夫向他递交了一份货单，进行解释，另一个车夫急得大声嚷了起来，吵声之高，惊动了城楼上的更夫向下张望。在徽宗朝大办漕运花石纲之时，税额激增，车夫与纳税者的纠纷，象征着当时紧张的官民关系，这完全是北宋的冗税制度激发了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
看点九 泛滥的酒患
画中的“正店”是政府授权酿造美酒的酒店，“正店”右侧临街的屋子是供应军酒的地方，铺里有三个御林军士卒，他们奉命前来“正店”武力押送军酒。他们在临行前例行检查武器，正中一位戴着护腕的汉子正在拉满弓试弦，他大概刚饮完了酒，浑身爆发出力量，显现出肌肉发达的体格;左侧一位正在系护腰，右侧一位在缠护腕。这些本应该在城门口岗位上出现的军卒却精神抖擞地显身在酒铺里，绝妙的讽刺手法体现出画家对宋军弊病的批判精神。
看点十 严重侵街的商铺
画中街道两边大量出现屋檐前加建的雨搭以及从平房伸展出来的遮阳棚和挡雨棚等辅助性建筑，或开设买卖，或摆摊设担，经过数次“得寸进尺”，构成了北宋几朝都无法解决的“侵街”现象，造成交通拥挤、消防通道堵塞的痼疾，且愈演愈烈。商铺甚至云集到桥面上，堵塞桥面通行，造成险象环生的局面。城门口亦拥堵不堪，无人管理，这些都是城市管理失控造成的。
张择端深怀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揭示出北宋将要灭亡的种种征候，徽宗朝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走进了绝地，同时也是北宋的社会矛盾进入到最尖锐的历史时期，如官民之间、官官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屡屡爆发的境地;恰恰相反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北宋的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和文化艺术达到了发展的峰巅，北宋开明的文治与黑暗的苛政并存，造成了社会政治发展的极不平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外部势力则很容易摧毁它的政治统治，《清》卷所要倾诉的实在是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