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可为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已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
——节赵壹《非草书》
闲议《非草书》
简析：霄之
赵壹《非草书》中“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业也。”一直被书法同道广为诟病。我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张芝之草，开启书法的巅峰，达到了“心手合一”的境界，是集大成之作为，怎么能说是“俗”，怎么是“背经离道”呢?
二是赵壹非难草书的直接原因是，写草书的人只是专研雕虫小技，否认了草书作为艺术存在的合理性。但从历史辩证的角度来说，《非草书》居历代书论之首，也有其合理性。
一是历史环境的不同。赵壹生活的东汉是“罢除百家，独尊儒术”，孔孟“仁爱”是正统，是主流。而书法的代表们——隐士则更认同老庄的“道”学。以这一哲学思想看来，分歧是必然的，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历史的追求不同。“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决定了“临事从宜”的草书原则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心手合一”的书法顶层设计，呼唤书写的速度与过程和思想的表达相同步。篆前诸文是记录的特性唯一，篆隶行草的演进过程符合人们抒情达性的客观要求。
综观《非草书》，鄙贬草书之象比比皆是。但私认为，绝不能全盘否定，可取之处或主要营养至少有二：
首先，学识是书法的基础。“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始终是包括草书在内的书法形式的主要源泉之一。“字在书外”“字在功外”说得就是此理。学识渊博是历代书法名家的共同特征，历数从蔡邕，钟繇，到王羲之，颜真卿，到苏士三杰，傅山，哪一位不是饱读诗书的经略之士或学修极高的辞赋大家?!“先做人，再写字”始终是书法追求者的共识!
其次，《非草书》对“龀齿”(八岁)孩童不学其他，直学草书的做法，批评尤甚。私认为，绝对正确!“书”与“文”的区别告诉我们，在篆隶前的“甲骨文”“石鼓文”，仅表意止。“真生行，行生草”。真书(不仅指楷，更多指篆隶)是书法之本源。从真始，到行到草，乃正途。直接从草入手，乃无本之末，无源之水，传承必不久远。
全文毕。一家拙见。望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