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徂清，书法学上有一公案，即所谓“北碑南帖”或谓“南北书派”的问题。宋人赵孟坚及清人阮元都有论述，认为北派和南派各自衍成体系：北派以碑学为宗，以赵、燕、魏、齐、周、隋为序，代表书家有锺繇、索靖、崔悦及欧阳询、褚遂良等：南派以帖学为宗，以晋、宋、齐、梁、陈为序，代表书家有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等。由于对南北书风的认识角度不同，对碑帖派系特点的理解不同，后人对上述说法一直多有异议。
清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其后，康有为作《广艺舟双楫》;道咸后，碑学中兴，至咸同间，碑体书法蔚为风气，此与二人的尊碑鼓吹关系甚大。 在包、康二人之前，朴学大师阮元作有《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指出“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为晚清“尊碑论”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尊碑”而“卑唐”，认为阮元关于碑体书法的认识完全正确，云“此盖通人达识，能审时宜，辨轻重也”。康氏在艺术观念上讲究“时宜”，与其在政治上主张改良相侔不乖。“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南北之碑，多嘉、道以后出土者”，“出碑既多，考证亦盛”，这些事实，都是康有为“尊碑”的客观条件。“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时风虽已至此，康有为却没有忘却“物极必反，天理固然”这一自然法则。
在《广艺舟双楫》中，康氏梳理六朝碑版流变之迹，综论其得失，使碑学独立，与帖学对峙。他发现，流传下来的法帖真品，已不多见，所以古人面目模糊，师之难工;而另一方面，清之法碑者，则知情善变，各能独绝。因为无帖，所以“不得不”尊碑，这是客观原因所决定。同时，康氏列举出尊碑的五大理由：“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应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五也。”前三条，是从书学研究的资料方面出发，而后两条，则为书法实用角度着眼，言之有物。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记述：“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南人北人，其性格固有差别，倘能综合之如“南人北相”或者“北人南相”，则是有福之人。南帖与北碑，其区分虽也容易，但若能跨越地域特征而融合南北，是为“全其性”，其书法营养当然齐全，面目自然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