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一生身处动荡之世、历遭坎坷之运,正是在明清易鼎那样动荡的时代背景下,造就了王铎及其辉煌的书法艺术世界。王铎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河南孟津县双槐里。据《王觉斯先生传》载,王铎先世为太原人,明代时迁徙到孟津县。王铎幼承庭训,并于明万历己酉年(一六零九)负笈山西蒲州(今永洛县)河东书院就学,并开始习画。明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在开封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时年三十一岁。后相继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少詹事等。
晚明黑暗动荡的政局,牵动着仕途上的王铎。四十岁后的王铎,面临着朝中阉宦党争、朝政腐败,加之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内乱与女真人崛起后的虎视眈眈,大明朝廷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王铎被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经筵讲官、教习馆员。在此期间,因王铎上疏弹劾杨嗣昌,规谏崇祯帝勿于围剿农民起义时加派剿军饷给百姓,两次得罪于崇祯帝,触犯圣怒。同时,关外清兵大举入关侵犯,纵横河北、山东等地,京师戒严,王铎分守京城大明门,之后,幼女、次女相继夭卒,心力交困的王铎两次上疏乞归省里,获允后遂归孟津乡里,他在大明王朝的政治生涯于此基本告了一段落。然在政局动荡,内扰外患并作之中,朝廷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零)又重新任命王铎为南京礼部尚书。赴任途中,由于农民起义战火四起,父亲、母亲相继亡故,王铎未到任即漂泊于中原、江南诸地。
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城,崇祯帝自缢。此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史称南明政权。次年,王铎因在农民起义军追杀福王时有救护之功,被升任为东阁大学士,旋加太子少保、晋少傅。南明小朝廷在颓败大势之下也无力回天,终于一六四五年五月被清兵攻破南京城。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降清。此间,王铎备受当地百姓责骂凌辱,“铎为市民所执,訾其误国,众手交加,须发立尽”。仕清后不久,王铎被召进北京,被授予礼部尚书、弘文院学士,后又任太宗实录副总裁并加太子太保。清顺治九年(一六五二),王铎病笃,回到河南孟津老家。是年逝于家中,享年六十一岁。
王铎生于明朝,成长于明朝,仕于明朝。明朝灭亡清取而代之,这在王铎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都是如同地震般的巨变,他的人生亦随之彻底改变。清入关后,王铎不得已出仕清王朝,好友钱谦益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记载他此时期状态:“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可以想见,王铎本已饱受乱离之苦,仕清后又遭世人鄙夷,内心矛盾与纠结难以排遣,醉情于酗酒,“居常垢衣跣足,不浣不饰,病亦不肯服药,久之更得愈,则纵饮,颓堕益甚”。仕清后,王铎在政治上很难有所作为,书画诗文成为他排遣内心纠结和压抑的最好手段,特别是风行雨驰的狂草书法最得宣怀,于是他“每与诗友酒徒,招歌僮、设果饵,酒酣歌吴骚,按节迭和,每至鸡鸣不寐,宾客潜散亦不顾……辄醉,取大笔迅扫千尺绫素,不复知世间有是非荣辱事”,一如他所言“字画诗文,吾辈之寄耶、爱耶、憎耶”。王铎寄情于诗文书画,特别是最能抒心写意的行草书体,成就了他粗头乱服、淋漓痛快的个人面貌。在清入仕的最后八年,五十多岁的王铎迎来了书法创作的高峰期。正如他的好友黄道周就曾说:“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
明 王铎 临兰亭序17cm×25.3cm×5 吉林省博物馆藏
王铎成熟期的淋漓恣肆书风与他在入清的内心世界互相表里,内心的矛盾和张力,是其心态、情感世界在其书风上的外化。作为明王朝的遗臣,王铎不得以投降清廷,出处有亏,大节不保,备受当时汉人士林舆论苛责,尤其受不仕清廷的遗民圈中士大夫文人的诟病,王铎内心充满了抑郁、纠结,书法成为其寄托和宣泄的载体。从外在来讲,现实生活的压力也时刻让他几近疯狂。清廷取得统治权后,一方面是残杀汉族抵抗者,另一方面则笼络汉族士大夫与前朝旧臣为其所用。在王铎的社交圈子里有奋力抵抗的孤臣孽子,也有屈项仕清的贰臣。明亡后,与王铎莫逆之交的倪元璐自缢殉国,成为汉人仕宦圈的楷模;黄道周极力拥护明王朝之残余力量,兵败被俘,舍生取义。而另一方面,与王铎同仕二朝的孙承泽,在南党首魁陈名夏被处斩后,因“豪附陈名夏,表里为奸”,被处入狱。这些友人的遭遇投射于王铎的内心,由生存环境的高压所形成的艺术上的张力也在其后期的书法作品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形成王铎书法艺术特征的诸因素中,有两条特别突出:一是他一生艰险动荡的阅历,特别是明亡仕清在其情感世界中形成的张力,凸显其拓落不羁、狂放恣肆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他的书法得益于他在书画圈的广泛交游与切磋学习。王铎生平交游十分广泛,特别书画交游,董其昌、黄道周、倪元璐、钱谦益、周亮工、孙承泽、郭宗昌等书画、收藏界的精英都是王铎的好友,他与“同年”倪元璐、黄道周,被时人称为“三株树”“三狂人”。他们三人之交友,始于明天启二年(一六二二),此年王铎时年三十一岁,殿试名列三甲第五十八名,赐同进士出身。《拟山园选集》卷首有黄道周序:“曩千戌庶常之简,凡六人,惟觉斯、倪鸿宝、与我最乳合,盟肝胆,孚意气,石氏砺廉隅,又栖止同笔,研为文章。爱焉者呼三株树,妒焉者呼三狂人,弗屑也。”王铎与董其昌的交谊也甚笃,在《拟山园选集》中就有与董其昌切磋书画的尺牍多篇。同时,王铎与当时一同仕清的钱谦益、周亮工、孙承泽等书画收藏家、艺术赞助人的交谊深厚,常在一起游宴切磋。
这种书画圈中广泛交游,不仅扩大了王铎的视野、使其书艺不断提升,同时也扩大了其书法在大江南北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北方。正如倪后瞻在《倪氏杂著笔法》中云:“其字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是也。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这是王铎同时代书论家的客观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