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1900-1992)原名文若、字孟海，号石荒、沙村、决明，鄞县沙村人。出生于名医书香之家，幼承庭训，早习篆刻，曾就读于慈溪锦堂学校，1914年，入读宁波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9年，任国立中山大学预科国文教授。1932年，任民国教育部秘书。1949年，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1963年，任浙江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教授。1979年，任浙江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硕士研究生班导师。1979年，当选西泠印社社长。1980年，任西泠书画院院长。1981年，任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1981年，当选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1982年，当选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1989年，任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终身教授。
《沙孟海翰墨生涯序》
启功
我初次拜观沙孟海先生的字，是在北京荣宝斋。我既没见过沙老先生的面，也没看过他执笔写字。但从纸上得到的印象，仿佛有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看他的下笔，是直抒胸臆地直去直来;看他的行笔，可算是随心所往而不逾矩。笔与笔、字与字之间，都是那么亲密而无隔阂。古人好以“茂密雄强”形容书风，於是有人提出“疏可走马，密不通风”之喻，其实凡是有意的疏密，都会给人“作态”之感。沙先生的字，往深里看去，确实有多方面的根底修养;而使我最敬佩处则是无论笔的利钝，纸的精粗，人的高低，好象他都没看见，拿起便写，给人以浩浩落落之感。虽年逾八旬，眼不花、手不颤，无论书信、文稿，都是不超出一厘米的小字。这只能归之于功夫、性格、学问、素养综合的效果吧!
后来有机会见到了老先生，看他腰杆笔直，声音沉厚洪亮，接谈得知，他长我十二岁，真令我自愧蒲柳先零了。每见先生，总是以忘年相待。当我在“条件反射”的情况下执礼毕恭时，先生说：“你再客气，我不和你作朋友了!”我不由得大笑，所笑不是别的，而是觉得像小孩所说：“我不跟你好了”似的。这句老天真的话，可惜当时没有拿录音机录下保存。我每到杭州，必登门拜谒，坐在小客厅里，先生也不太让谁上座，随便各找坐位，就谈起天来。经过两三次，我发现一事，先生都是随手拿一把小椅靠房门处一坐。本来很自然，但仔细想来，那是这个屋中最末一个位子，是主人的位子，於是小中见大，使我得窥先生律己待人是如何严格的了。
每次酒席、游览之会，都不免有当场写字题诗的活动。我如果有甚临时打油小诗，写出稿来总要先呈先生看过，先生常常郑重地指出“这句不好!”我有时因为没明白不好何在，又当怎改，再问先生时，先生加重语气说：“就是不好!”我在这“一喝”之後，也知道怎么不好和怎么改了。这一喝的情谊。应该有多么大的分量啊!
先生近年正在编辑有关书法史的一部稿子，许多方面，总是很轻松地交换意见。为什么说“轻松”，因为先生从来不摆出“不耻下问”的架式或口气，这样我也才毫不顾虑地陈述管见。有时拿过一篇写出的稿纸，让我逐句看，我也“忘其所以”，指手划脚，先生竟像记笔记似的一字字在稿纸上改。事後，我清醒过来，大为后悔失礼，而先生却欣然点头，似乎肯定了我背诵功课的及格。
由于居住南北甚远，我获陪杖履，次数并不太多，每次见面，也不一定都有甚麽问题讨论，默然片刻，也觉得有“虚往实归”之获。
近几年先生有一件痛心的事，我见面时不敢慰问，以免引他伤心，他只有“唉”了一声，就很明显地找个话题说起。可知他是能事事自寻排遣的。
我闻：静者多寿、学者多寿、书家多寿，我再补充一句：“人所敬爱的人，必然多寿!”
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
沙孟海
学书六十年，东涂西抹，一无所成。《文化娱乐》编缉部要我谈谈学书经验，很惭愧，“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实在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谈。
我自觉漫长的六十年中间，早一时期是“彷徨寻索”，走了不少弯路。稍后是想“转益多师”，多方面吸收些营养来丰富自己。由于功夫不到，直到老年，写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早年“彷徨寻索”的过程是这样的：十四岁父亲去世，遗书中有一本有正书局新出版影印本《集王书圣教序》，我最爱好，经常临写。乡先辈梅赧翁先生(调鼎)写王字最出名，书法界推为清代第一。我在宁波看到他墨迹不少，对我学习《王圣教》，运笔结体各方面都有启发。只因我笔力软弱，学了五、六年，一无进展，未免心灰意懒。朋友中有写《郑文公碑》、《瘗鹤铭》诸体笔力矫健，气象峥嵘，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为了藏拙起见，我便舍去真、行书，专学篆书。先父在世时，也写篆书，刻印章，我约略认识一部分篆文。家里有《会稽刻石》。《绎山刻石》，书店里又看到吴大澂篆书《说文部首》、《孝经》、《论语》，喜极，天天临习，加上老一辈的称赞，劲头更足。由于篆书写的人少，一下子出了小名声。在中学求学时，星期天常为人写屏，写对。但上下款照例应写真、行书，还是见不得人，经常抱憾。后来见到商务印书馆影印梁启超临《王圣教》，《枯树赋》，结体逼似原帖，但使用方笔，锋棱崭然，大为惊奇。从此参用其法写王字，面目为之一变。再后几年，看到神州国光社等处影印的黄道周各体书，也多用方笔，结字尤新奇，更合我胃口，我就放弃王右军旧体，去学黄道周。与此同时，我结识钱太希先生(罕)。他对北碑功夫很深，看他振笔挥洒，精神贯注，特别是他结合《张猛龙》与黄庭坚的体势来写大字，这一境界我最喜爱，为人题榜，常参用其法。我也曾按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学叙篇》所启示的程序临写北碑，终因胆量欠大，造诣浅鲜，比不上别人。伹这一过程也有好处，此后写大字，参用魏碑体势，便觉展得开，站得住。
廿三岁，初冬到上海，沈子培先生(曾植)刚去世。我一向喜爱他的书迹，为其多用方笔翻转，诡变多姿。看到他《题黄道周书牍诗》：“笔精政尔参锺、索，虞、柳拟焉将不伦”(宋荦旧跋说黄字似虞世南、柳公权)，给我极大启发，由此体会到沈老作字是参用黄道周笔意上溯魏、晋的。我就进一步去追黄道周的根，直接临习钟繇、索靖诸帖，并且访求前代学习钟、索书体有成就的各家字迹作为借鉴，如唐代的宋儋、宋代的李公麟、元末的宋克等人作品，都曾临习取法。交游中任堇叔先生(堇)写钟字写得极好，我也时常请教他。这便是我“转益多师”的开始。上海是书法家荟萃的地方。沈老虽过，吴昌硕(俊卿)、康更生(有为)两先生还健在，我经人介绍分头访谒请教。康老住愚园路，我只去过一趟，进门便见“游存庐”三大字匾额，白板墨书，不加髹漆，笔力峻拔开张，叹为平生稀见。吴老住山西北路，我住海宁路，距离极近，我经常随况蕙风(周颐)、冯君木(幵)诸先生到吴家去。在我廿五岁至廿八岁四年中间，得到吴先生指教较多。听他议论，看他挥毫，使我胸襟更开豁，眼界更扩大。我从此特别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注意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三十岁左右，我喜爱颜真卿《蔡明远》、《刘太冲》两帖，时时临习。颜又有《裴将军诗》，或说非颜笔，伹我爱其神龙变化，认为气息从《曹植庙碑》出来，大胆学习，也曾偶然参用其法。我对历代书家也不是一味厚古薄今的。我认为临摹碑帖贵在似，尤其贵在不似。宋、元以来诸名家作品，仅有超越前人之处，我都引为师友，多所借鉴。篆书，大家学邓石如，我也同时取法王澍、钱坫。隶书，明以前人不足学，我最爱伊秉绶，也常用昌硕先生的隶法写《大三公山》、《郙阁》、《衡方》。行草，我对苏轼、黄庭坚、米芾、祝允明、王宠、黄道周、傅山、王铎都爱好，认为他们学古人各有专胜，各有发展。抗日战争期间，避地到重庆，手头无碑帖，只借到肃府本《淳化阁帖》一部，择要临习。我对第十卷王献之书下功夫较多，尽管有伪帖，我爱其展肆，多看多临，有时会有新的境界出来。因想到传世王铎墨迹多是临写古帖，取与石本对照，并不全似，甚至纯属自运，不守原帖规范，这便是此老成功的所在。昌硕先生临《石鼓文》自跋说：“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也是这个道理。世人或讥评吴昌硕写《石鼓》不像《石鼓》，那便是“门外之谈”。
我的“转益多师”，还自己定出一个办法，即学习某一种碑帖，还同时“穷源竟流”，兼学有关的碑帖与墨迹。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势从哪里出来，作者用怎样方法学习古人，吸取精华?什么叫竟流?要找寻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举例来说：钟繇书法，嫡传是王羲之，后来王体风行，人们看不到钟的真帖，一般只把传世钟帖行笔结字与王羲之不同之处算作钟字特点。我上面说到宋儋、宋克等人善学钟繇，曾作借鉴，便是“竟流”的例子。“穷源”的例子：郑杓《书法流传之图》把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诸家统统系属于王羲之、王献之下面，一脉相传，这是不妥当的。欧阳询书体，远绍北魏，近接隋代《苏慈》、《董美人》方笔紧结一派。宋元人不重视南北朝隋代碑版，或者未见前代有些碑版，妄指欧阳询真、行各体全出二王，太不切实际。又如：苏轼曾称赞颜其卿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宋人看到前代碑版不多，只见其雄浑刚健，大气磅礴，非初唐诸家所有，所以这样说。事实上各种文艺风格的形成，各有所因。唐人讲究“字样学”，颜氏是齐鲁旧族，接连几代专研古文字学与书法，看颜真卿晚年书势，很明显出自汉隶，在北齐碑、隋碑中间一直有这一体系，如《泰山金刚经》、《文殊般若碑》、《曹植庙碑》，皆与颜字有密切关系。颜真卿书法是综合五百年来雄浑刚健一派之大成，所以独步一时，决不是空中掉下来的。我用上述方法来对待历代书法，学习历代书法。是否合理，不敢自信。
古人说，“业精于勤”，我对书法平日懒于临习，一曝十寒，实践不够，所以成就不多。自从林彪、“四人帮”粉碎以来，全国形势大好，文艺得到了春天。我虽八十之年，还是壮心未已，正想与中年人一道继续学习，继续上进。昌硕先生诗：“谓我何求颡有泚，八十翁犹求不已”，我写这篇检查，切盼书法界同人论定是非，匡我不逮，给我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