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十岁时和祖父(左)、姑祖父合影
启功出生于没落的清末王室贵胄家庭，幼年失怙，命途多舛，幸得祖父的门生资助，日后方可缀学。早年耕读，转学多师，博闻精鉴，工于书画。由于人生坎坷而倍受困苦与磨难，但每遇窘境都有师友热情襄助，所以启功十分珍视友情。在学术生涯中，启功与粤籍书家交往甚密。启功前半生交谊至深的当属情同父子、恩重如山的陈垣校长。尔后几十年中，他先后与粤籍书家叶恭绰、容庚、商承祚、钟敬文、黎雄才、黄苗子、饶宗颐及晚学马国权、王贵忱、曾宪通等交谊笃厚。启功曾应广州岭南画派纪念馆、香港大学和澳门日报等单位邀请多次南下岭海之隅，举办书画展览和进行讲学活动，与南粤大地有着不解之缘。
启功与陈垣校长合影
一
由祖父门生傅增湘引荐，启功与陈垣相识。傅增湘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和陈垣是同僚并共同创办辅仁大学。早年因陈垣的提携，启功进入辅仁中学任教，因受到排挤，又把他调入辅仁大学任教。在陈垣垂教煦育下，启功在诸多学术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
陈垣(一八八零—一九七一)，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史学家。先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曾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任馆长等职。著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元典章校补》等。书法作品《赠瓜庐先生楹联》收录于《广东历代书法展览精品集》，新近岭南美术出版社编有《陈垣墨迹选》。其书法把深邃的学问之气注入笔端，隽秀灵逸而弗失法度，不计工拙而自得古意。
陈援庵在谈到书法艺术特点时，指出篆、隶、楷、草各体之不同，数千年以来蔚为大观，并阐述了学习各种字体的门径。学习篆书《峄山碑》系正宗，可以渐追秦篆;学习隶书，由《华山》和《史晨》碑入门均可;学习行书，最好临写《圣教序》数百遍，此是捷法;学习草书，由《书谱》入亦是正宗。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中忆垣师教诲说：“陈老师非常反对学北碑。理由是刀刃所刻的效果与毛笔所写的效果不同，勉强用毛锥去模仿刀刃的效果，必致娇揉造作，毫不自然。”援庵认为“学习书法应从帖入手为宜，笔迹总胜于碑刻，有笔锋可寻。翻刻者多隔三四道手，不如学人墨迹”。
启功在史学、古典文学、书法学、书画鉴定方面受陈垣的影响很大。陈垣编有《二十四史朔闰表》对后来启功点校《二十四史》很有帮助，还指导启功写《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摘朱彝尊先生的诗，揭示董其昌请人代笔应酬之事。启功编著《启功丛稿》《启功书法丛论》《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等时常请益于陈垣，并获题签和序跋。
在书法教育方面，陈垣让初入辅仁大学的启功为学生开设书法课，并监制幻灯和编写教程，亲临教学现场指导启功的书法教学。同时要求用小楷批改辅仁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作文，这为启功早年打下良好的楷书功底。每每论书，陈垣都给启功不少启示，如谈到僧人书法为何都疏朗跌宕、放逸不拘?陈垣解释其中奥妙，因为僧人写字时要拂袖悬腕而书，一泻而下，故有开张之态。
在纪念恩师陈垣的文章中，启功这样写道：“我自幼丧父，渴望有人像父亲那样关怀我，让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不同于母爱的另一种爱。有了这种爱，我就能踏实、增强力量、充满信心、明确方向。现在老校长把老师的职责和父亲的关怀都担在身上，这种恩情是我无法回报的。我启功别说今生报答不了他的恩情，就算有来生、下一辈子，我也报答不完他老人家的恩情……现在我把回忆老师教导的千百分之一写出来，如果对今后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帮助，也算报答恩师的千百分之一。”
启功与其恩师陈垣在鉴赏书法
二
叶恭绰(一八八一—一九六八)，字玉甫，号遐庵，广东番禺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国民时期曾任交通总长，新中国成立之后组建北京画院。叶恭绰对文学、考古、收藏、书法等无不精研，收藏古书极为丰富。著有《全清词抄》《遐庵词赘稿》等，传世墨迹有《行书轴》收录于《广东历代书法展览精品集》。
遐庵对启功题跋书艺十分赞赏。启功在《叶遐庵先生书画集》中说：“一九四八年下半年，(遐庵)先生来京，于武进赵药农教授家观其所藏成容若手札，卷后有功所尘点之长跋，竟蒙戏赏。一日获谒于广坐间，先生首举此跋，多所勖勉。此后请益昇堂，获闻绪论……”启功非常敬仰叶恭绰博精闻鉴的学养和拳拳的爱国之心，经常登门求教，获益甚多。叶恭绰与陈垣同属粤籍，客居京华，又都是硕学鸿儒，故私交甚密，对启功厚爱有加。据启功回忆，母亲刚仙逝时，他在荣宝斋遇见叶恭绰。叶恭绰见其憔悴之容，询知丧情，等同身受，执功先生之手说：“我也是孤儿。”言后泪满沾襟。启功曾动情地写道：“(叶玉甫)阇维灵骨，渡江而南，竟不获攀一痛。今裂生纸，草短跋，涕渍行间，屡属屡辍。虽然，纵果倾河注海，又讵能仰报先生当年沾襟之一掬耶!”启功因得叶恭绰的器重而遭人妒忌，受诬陷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失去自由，未能向叶恭绰聚首请益，亦不能为之临终送别，故为之一痛。
启功 书法
三
容庚(一八九四—一九八三)，生于广东东莞书香之家，早年北上求学，得到罗振玉等学者的器重。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毕业之后，曾任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的教授。容庚在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物鉴赏和书法篆刻艺术诸方面都有精湛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著有《金文编》《丛帖目》《颂斋述林》等。后人将其书法作品汇编成《容庚法书集》。
商承祚(一九零二—一九九一)，广东番禺人，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早年师从罗振玉学习甲骨文、金文，后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当研究生。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教授。著有《殷虚文字类编》《浑源彝器图》等。作为一位书法家，他诸体兼擅，以甲骨、金文、篆书、隶书字体见长，并出版有《商承祚篆隶册》。容、商二老早年负笈北上，于京华求学时结识启功。尔后，他们常聚在一起商榷艺事，交往甚多。抗战时期，容、商二人返粤，任教于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还常与启功有书信联系。时越三纪，“文革”结束之后，启功有时也去广州、香港，启功到广州、香港之后，总要与容庚、商承祚见面。启功认为容庚最令他敬佩的是敢于说出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高风亮节，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又说“自己从容先生的藏画中得到很多好处”，而最让他念念不忘的是数年前他向容庚借摹《柏西亭画册》，不料容庚竟将此珍贵画册相赠。《颂斋书画小记》曾记载这段传为艺坛佳话的轶事，清芬可挹，风怀可敬。容庚在这幅作品后跋曰：“余去年十一月至京，得见老友启元白先生，谈书甚欢。元白欲借余所藏《柏西亭画册》模古轴珍册，余年已七十八，欲散尽所藏书画，故允赠之。归来掂视仿宋元明十二家之作，尤物移人，不无眷恋，今将九月，不能轻诺寡信，愧对吾友，因即邮寄，书此自忏。一九七三年八月容庚。”
启功 清白正直四言联
据王贵忱回忆，他于一九七五年进京至小乘巷拜谒启功。临别时启先生特持赠一册他的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加钤容庚所治之印“启功元白”，并称此印为：“《颂斋印存》漏收的集外印，印文带回给容老，望笑纳。”另外，容庚精于篆刻，好藏古印谱，常与启功往来书信讨论治印艺业，还将数册印谱惠赠于启功。启功曾回函表达对容庚的深情厚谊，书札写道：“容老胜常，至为欣慰!载印谱册，蒙惠具承盛谊!印章艺术，实属门外，人手把玩，遥想光仪，为纪念之物则耳。
启功 清白正直四言联
容老藏印余册，不敢多领。专此敬申谢。悃!不尽百一。即致敬礼。弟功谨上。”一九七九年冬，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广州召开，启功赴会期间与容庚和商承祚畅谈书艺。启功认为目前所见字体可分这样几类：一是常见字体，如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二是少见字体，如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三是新见字体，主要包括长沙马王堆楚帛书、侯马盟书、中山王铜器、睡虎地秦简等。如果没有第一类字体作为基础，只习第二、三类字体会事倍功半，达不到理想效果必须要从第一类字体练起。容庚十分赞成这种说法，他在指导学生时一直强调以常见字体作为基础，首先掌握结字和用笔，然后追求变化的书法风格。启功又特别强调要重视“真行结合之体”，指出“行书宜当楷书写，其位置聚散始不失度。楷书宜当行书写，其点划顾盼不呆板”。启功与容庚的厚德高谊，古道盛情一直沿绵于晚学弟子。陈初生撰文回忆：“一九七九年冬，启功在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年会期间，我们(容、商二人的研究生)怀着敬惧的心情，请启功题赐墨宝，启老爽快地答应了。”容庚的学生马国权、曾宪通、孙稚雏、陈炜湛、张振林、陈永正、陈初生、张桂光等都曾得启功的教益。其中结缘最深者当属马国权和曾宪通。
曾宪通《忆启功二三事》写道：“先生第一次给我写的条幅，书体刚中带柔，遒劲有力，与大家熟悉的「启体」迥异，弥足珍贵。”二零零一年春节前夕，曾宪通在北京开会期间再次拜会启功，想请启功为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题写“容庚、商承祚先生纪念室”，刚刚病愈的启先生欣然而书，可见其与容、商二人的深厚情谊。
启功与黄苗子亲密交谈
四
钟敬文(一九零三—二零零二)，广东海丰人。曾在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是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著作有《西湖漫拾》《湖上散记》等，书法以行书见长。启功与钟敬文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均在“文革”时期错划为右派，因遭遇相同，平时品诗论书，志趣相投，寓所又相近，晚年交往甚密。钟敬文赠启功诗曰：“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钟敬文最为了解启功的国学功底之深，治学态度之严谨，是一般研习书法的人难以比拟的。
黄苗子(一九一三—二零一二)，广东中山人，八岁习字，十二岁师从邓尔雅学习书法。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书法论著有《黄苗子书法选》《草书木兰词》《苗子杂书》等。
黄苗子的老师是容庚之舅父粤籍书画名家邓尔雅，早年与陈垣校长有交往，这让启功对黄苗子倍感亲切。启功是“二流堂”的常客，黄苗子又是“坚净居”的诤友。可谓：“文才当属「二流堂」之风流韵致，艺韫要有「坚净居」之积健坚贞。”“坚净居”是启功的书斋号。栖凤楼是黄苗子和郁风夫妇的住所，被称为北京“二流堂”。
启功致黄苗子的信
吴祖光、新凤霞、唐瑜、华君武、聂绀弩等艺术界名流常聚集于此沟通感情，艺术专业之间的交流，后来启功和王世襄也加入其中。黄苗子与启功是在人生最为艰辛时期共患难的挚友，故最能相互理解。改革开放之后，书坛繁荣，启功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慕名向启功索赐墨宝的人接踵而来，令启功苦不堪言。黄苗子曾戏作《保护稀有活人歌》曰：“国子先生醒破晓，不为惜花春起早。只因剥啄叩门声，「免战」牌悬挡不了。入门下马气如虹，嘘寒问暖兼鞠躬。纷纷挨个程门立，列队已过三刻钟。谦言此地非菜市，不卖黄瓜西红柿。诸公误入「门虎常」，不如趁早奔菜场。众客纷纷前致辞，愿求墨宝书唐诗。”
黄苗子年事已高，因食油腻过多，脚患痛风之症，在空军医院住院期间，须茹素多日，遣诗于启功诉苦。启功抓着机会，和诗戏答曰：“口里淡出鸟，皆因患痛风。寻常太饕餮，半月不轻松。摄为心如死，医疗地对空。明朝一出院，狂赛马拉松。”黄苗子出院后，启功又作诗云：“口里淡出鸟，昂然万劫身。飞来天外句，划出世间文。眼比冰川冷，心逾炭火春。娲皇造才气，可妒不平均。”
这两位老人，平日以诗遣怀，以诗论画，道出他们的人生阅历和艺术见解。黄苗子曾为启功画作赋诗曰：“画手推君诣独玄，恰应移入米家船。试看重点轻渲处，半是炉锤半是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生活窘困之时，启功得到陈垣的慷慨资助，尔后几十年执弟子之礼，对恩师深表感铭。
把多次举办书画展览得到的款项义捐给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以陈垣书屋名命名的“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可见启功是十分重情义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十分谦逊而坦诚的人，对在学术上给予其很大帮助的师友，念念不忘。提起容庚赐画一事，启功总是感动不已。与粤籍书家交谊的事情，真实地反映出启功坦诚豁达的性格和执着追求学术理想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