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cm×37.8cm
上海博物馆藏
邱先生还提到八大山人绘画与书法的关系，八大山人是一位由书法影响到绘画这一传统中的总结性人物，但他同时又使书法、绘画的有关要素处于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中。这既是古老传统的一次重演，同时又为传统中的关系带来了新质。绘画如果在抽象形体和运动特征上能够找到通往书法的道路，他便可能对书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邱振中在《八大山人书法与绘画作品中空间特征的比较研究》中还认为，八大山人是一位善于操运空间构成元素的大师，或许从这一特殊的角度，表明了八大山人书法创作的特殊意义。即他在构成元素这一层面上完成了对空间的创造。以修养和功力为旨归的清代书坛自然是无法理解八大山人的，而现代书法中八大山人的影响，正说明了他对那个时代的超越。至于他对绘画构图的天才创造，则可以说是上述特征的又一次突出表现，同时也是这一特征的有力证明。王方宇认为八大山人的书法成就在于笔法的改变。他的笔法从剑拔弩张的方笔出锋，改成圆润藏锋，提顿含蓄，雄强而婉约，深厚多姿，参合篆书笔法，中锋笔画较有立体感。
蔡星仪在谈到八大山人的绘画艺术的影响时借用郑板桥的话：“八大山人名满天下，而石涛名不出吾扬州。”八大山人对任伯年、吴昌硕、虚谷、张大千、潘天寿、齐白石、李苦禅、丁衍庸、来楚生等均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画坛都在追随八大山人，因此，蔡先生认为如果十七世纪是“董其昌的世纪”，那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坛应该是“八大山人、石涛的世纪”。
李德仁在谈到八大山人的影响时说：“八大山人是伟大的，也是有弱点的;他把传统哲学成就运用于艺术实践，对中国艺术哲学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在艺术思维科学上的成就，对后世的绘画产生了巨大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清 八大山人 茉莉花图 27.5cm×31.2cm
薛永年在《八大山人全集》中说：“三百年前的艺术巨匠八大山人，不仅属于他生活的十七世纪，而且也属于中国艺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走向现代的二十世纪，也仍有可能继续影响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绘画。”薛永年在分析八大山人对二十世纪传统派画家产生的影响时说：“除去技巧层面的艺术规律之外，大略涉及了三大要点：一是超越具体感官的精神性，但又诉诸可感的艺术形象。二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性，但又出乎意料之外而合乎情理之中。三是「自我作古」的独创性，但又不失平常心。”薛先生还从八大山人的绘画与西方绘画的比较中认为：“西方现代派求奇，八大则平中求奇;西方现代派搞抽象，八大则抽象中有具象;西方现代派喜时空倒错，八大则画无尽时空;西方现代派抒精神的苦闷，八大则写苦闷中的超越;西方现代派重绘画性的官能刺激，八大则重绘画性的精神蕴含……”四 真伪、鉴别等问题关于八大山人作品的真伪、鉴别等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现实问题。而恰恰在八大山人的书画鉴定方面也是目前研究的盲区。上海博物馆的钟银兰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王方宇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钟先生说：“从八大山人传世作品来看，早期、中期、晚期的面目风格殊不相同;款识又多变化，印章更换亦频。一般来说，一个艺术家一生的作品尽管有多种体貌，但笔墨个性是不变的，它的常性总是隐藏在变之中。”因此，我们把八大的书画作品按年份进行排列，仔细观察、比较，从中可以找出其艺术的内在联系，掌握其笔墨性格，这是鉴定工作的主要依据。鉴定书画的真伪，主要是通过对书画本身内在规律的认识，八大的艺术性格，是八大的一生经历、学养以及经过几十年笔墨耕耘而逐步形成和升华的结晶。作伪者要在一朝一夕之间想把它完全接受过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对八大笔墨性格、习惯笔性多加体会，掌握其内在规律，就不易被伪作所蒙蔽。
在鉴定八大山人的书画中，钟先生提供了很重要的经验。大体来说，八大绘画风格的演变和他的书法发展是亦步亦趋的。其早年，书法学欧阳询，喜用硬毫，笔法刚挺多于柔和;画笔劲疾锐利，线条瘦硬，笔多于墨，笔调下有一股冲动倔强的气势。中年的书体受黄庭坚、董其昌之影响，其用笔畅劲流利，方圆并运，用墨比早期多有浓淡干湿的变化;在造型上追求夸张、奇险，有冷峻之气。
清 八大山人 荷花图 31.5cm×37.8cm
上海博物馆藏
晚年书宗“二王”和锺繇、索靖，用笔多藏锋，书体宏阔圆满;画笔趋向外柔内刚，浑朴自然，气质敦厚，灵逸之气内蕴;用墨更是含蓄，明净中给人一种凝重而清润的感觉。从画迹的体貌来看，前、后期的形式和笔墨变得很多，但这个变化自有辙痕贯穿于画品之中。我们掌握了八大一生中不同时期的笔墨特点，才能认识八大作品的全貌。若对八大的艺术整体没有全面的了解，就常常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如清乾隆时的鉴赏家张庚，因他未曾见过八大山人早年的书法，故在《国朝画徵录》里误断熊国定所说八大山人的书法学自董其昌是不正确的。清道光时的法良，看到八大四十一岁署款“传綮”的《墨花卷》时，他不知道“传綮”即八大山人，因此题跋谓：“此卷意仿八大山人。”但在后面又说：“卷中共四段，笔笔超脱。末幅雪松，挺拔不群，非名家莫能。”法良从《墨花卷》中已体认到有八大笔墨的特性，故认定其作是出于名家之手，但他没有看到过八大早年作品，不敢定此卷为真迹。由于八大早年作品传世较少，不易使人认识，所以伪品亦较少。
晚年成名以后，且以卖画为生，作品传世较多，仿造者可以看到真迹，因此传世伪品大部分是后期作品。王方宇在《八大山人书法的同形异本及伪本》中认为八大的书法伪作很多，但多数是有所根据的复制，并重点分析了十六项同形异本。王先生认为八大山人书法鉴别的关键在于看用笔之习惯，
要点多在细微处。粗枝大叶，从气韵中求之，往往失误。近年来大家对另外两件伪作(一件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另一件是《四箴轴》)，以假为真，亦是未曾深究所致。王先生认为对伪作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对真迹的鉴定。钟银兰也曾提到八大山人的书法鉴定问题，她说：“勾摹最易得其形似，既不失大样，也能表现原作的习性。但是不管它在形式上达到如何乱真的程度，以它和原作相比较，总是有难以达到之处，不可能与原作的习性获得完全的一致。”作伪者知道，这种方法用于八大山人的书法尚可，去仿造八大的水墨写意绘画就不行了，因此作伪者大都采用按原作对临;或是在没有真迹为依据的情况下，根据个人对八大笔墨、构图的理解信手画出，这种边看边临或信手画出的作品，容易露出作伪者自己的面目来。八大的山水画，无论湿笔、干笔，笔笔虚灵，即刚劲有力，又“浑无斧凿痕”。
清 八大山人 花果鸟虫册之一 28.6cm×22.5cm
王方宇在《八大山人书画的赝本》中说：“八大山人书画的伪作不少，但是伪作是有等级的。有的距离真迹很远，不必深究，对八大山人略有知识，就可以知道是伪作。有的伪作可以乱真，即或是专家，也有失误的可能，所以伪作有程度上的分别。”在该文中，王先生将一八八六年到一九八七年出版的关于八大山人的作品作了认真的遴选和甄别。他还提到了中国书画鉴定的弊端：大部分仍是依靠主观感应的意见，很少提出客观可以依据的事实;即或有可以依据的事实，也还不免会有争辩的余地。
日本金冈酉三从本国发现的《乙酉荷花图》，并在与王方宇的交流和商榷中，对这件作品及同一时期的作品作了深入地探讨和比较。文中从鉴定的角度，谈及了乙酉年份的落款特点、“八大山人”四字的安排特点、印章的特点、荷梗的用笔和用墨特点、荷梗的形态、荷叶的特点、荷瓣的特点等方面。
中国书画的鉴定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一个永远无法终结的课题。正如八大山人的人生和艺术之路一样曲折、艰难。但只要有一颗真诚的学术之心，相信会有一个真实的八大山人出现。五十年不是很长，关于八大山人的研究也是没有止境的。对这些学者研究片段的追索和取舍，正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切入点，作为继续研究的基础。本文没有介入自己的观点和分析，也是想保持原味，虽不全面，但尽可能去接近八大山人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