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潘天寿的“强其骨”

张俊东

品格之高不在迹而在意,评品不在青绿水墨间,自属正论。

——潘天寿谈《浦山论画》眉批

2005年9月份左右,第一次去人民大会堂看演出,在大会堂一楼大厅里看到李苦禅先生以胜日夏荷为内容的巨幅屏风画作,我两次站在画作之前欣赏、留恋足足有20多分钟,现在想来还是觉得很精彩。当时就想,李苦禅先生这样的巨幅作品受潘天寿画风影响很大,要是能亲身感受一下“传说”中的潘天寿先生巨幅作品的震撼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及至后来,翻阅了很多潘天寿先生的艺术资料和作品图片,我更加坚信,在中国绘画史上,能把作品画的如此之大、如此之大气魄的潘天寿可谓第一人。“继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之后,只有一位可称得起为传统派大师,就是潘天寿。”(朗绍君语)我觉得郎绍君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

和其它二十世纪中国画大师一样,潘天寿的成功虽然不是主要得力于书法艺术锤炼的笔墨,但绝对离不开其超一流的驾驭笔墨的能力。潘天寿对书法艺术理论和创作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在书法艺术上同样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

2一、潘天寿书法艺术的特点

最近一个时期,我与很多朋友聊天和评价作品的时候,总喜欢用一个词,那就是“干净”。其实这是一种通俗化了的语言,主要是针对当代很多书法作品在用笔上、外在形式上想法太多、太过复杂;很多国画创作在用墨、用色上有污浊气、不通透等而言的。如果放在文章中的书面语言,“干净”一词代表的本意应该是准确、简洁、清澈。我觉得潘天寿先生的书法艺术带给我的第一感受、也是我认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气息“清”。见图一“笔有误笔”条幅。气息上的清是我说的“干净”的最高境界。至于一件作品的气息是否“清”,也许我们不能准确地说清楚、分析出原因,但我们能够特别强烈的感受到,在潘天寿先生的书法作品中,特别是一些画作的题款中,有一种和别人很不同的特别清澈的气息。特别是其书法艺术从碑版中脱胎而出,而仍能得“清”的气息就显得更加不容易。要做到气息上的清,通过苦练可以使结字、笔法都更加准确,也可以做到更加简洁,但在一根流动的线条、一个生动的结字和一幅作品中如何得清澈之气息,真的很难,似乎也不仅仅是苦练可得。我私下觉得作品中的气息实乃人格、人品之气象的外在反映和物质化。所以,潘天寿书法艺术中的这种“清”气应该得缘于其人品和人格。那么潘天寿具有什么样的一种品格才使作品中产生了这样的“清”气呢?(我不敢这样一步步的追问下去了,不管什么样的智者,如果接连追问20个为什么,可能都会被问傻的。但做学问、做艺术有时是需要这样傻子似的思考方式的。)我觉得是其对艺术的极大真诚、一种做人为艺的傲骨,还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吴冠中在评论潘天寿书画艺术的时候讲:“所谓格调,体现的是作者的审美品位、人生态度。任凭吹毛求疵,谁能找到潘天寿任何一件作品中的媚俗心态?”我之所以说潘天寿先生有傲骨,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潘天寿1961年所作的“小亭枯树图”中的小亭,见图二。这是我见到的最有个性的亭子,整个亭子的瘦硬和右角的向下弯折显得凄美冷峻、傲骨嶙峋,让人心里酸酸的同时产生仰慕和钦佩,这是别人所未曾带给我们的。由此,潘天寿的人品、艺品可见一斑。潘天寿自己在《论画残稿》中也讲:“艺术品,为作者全人格之反应。无特殊之天才,高尚之品格,深湛之学问,广远之见闻,刻苦之经验,决难得有不凡之贡献。” 这也可以当作我们分析的一个例证。所以说潘天寿书法中的“清”更多的得缘于其品格是有一定道理的。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笔法、墨法、章法等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做部分的理解和解释,但在气息、境界层面上的东西我们有时真的无能为力说清楚,只能靠感受、只能凭自己探索和尝试。

潘天寿先生书法艺术的第二个特点是用笔“方”。我觉得潘天寿先生的用笔几乎笔笔都是方笔。并不是说方笔就好,圆笔就不好,而是分在什么地方去用、分去表现什么。因为潘天寿先生一直强调“强其骨”的艺术理念,他创作的画作很多尺寸都特别大,如果没有相应的强调骨力、力度的方笔可能很难成功,就更别说要表现时代的大气魄了。所以潘天寿擅用方笔应该是自然的事情。还有,我们传统的说法,或者说是大多数人认为,方笔是笔法控制出来的一种线条形态,当然不一定是指物理形状上的方形,但最起码包括了这样的要求和所指。而我觉得,我也是在翻阅大量的潘天寿先生的作品,特别是国画上的一些用笔之后得出的感受,方笔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形态所指,其更高的或是更准确的应该是审美感受上的一种意态所指,不管其物理形态上是否是方的,但在给欣赏者的感觉上是方的,是有骨感和力感的。无论是书法还是画作,特别是尺幅很大的大画,潘天寿几乎都是方笔、方线,这是我最近一个时期对潘天寿书画的最大感受。

3其书法艺术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章法“奇”。首先表现在他的整个作品的大章法上非常自由、松散,不拘谨;在行距上借鉴黄道周的紧字距宽行距的特点,显得非常舒朗;在局部单元和单个结字上经常出现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处理,有时一个字的结体被夸张后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几个字结体的长度,有时在长卷作品中夸张适用长线,使作品在整体上显得很生动,充分表现现代艺术构成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增加了其书法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其书法艺术的不足一方面是在用笔上,有时不拘小节,在起笔和收笔上动作作不到位,显得比较简单和草率;另一方面是没有充分发挥墨法的变化作用,在墨法上显得比较单一,几乎没有墨色的变化,这两点和他作为画家更多的注重造型、更多的考虑章法、结构有关。当然,对于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能求全责备,那样就没有自己的特点,也就不称为艺术家了。

二、潘天寿的艺术思想

就艺术境界而言,潘天寿先生的国画比其书法艺术的境界要高,但在我翻阅了潘天寿先生的大量资料之后,我觉得我最敬佩先生的是其艺术思想,虽然他的国画和书法艺术曾经那样的让我迷恋和崇拜。

很早以前就觉得艺术品其实是艺术思想的一种物质化,没有伟大的艺术思想就不会有伟大的艺术作品产生。记得一次在大庆新华书店一堆旧书里、在很仓促的时间里翻了毕加索画集中的几页艺术随感,虽然是囫囵吞枣式的看和理解,回家的路上我和一位朋友大发感慨:“毕加索天生就应该伟大,他即使不作画家,也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哲学家或是统治者。因为他的思想、他对问题的认识太深入、太伟大了。”就因为这番感慨,曾经被朋友奚落过好几次。事情过去了很多年,我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所以无论是在书画创作还是理论研究中,我都特别关注一个艺术家的艺术思想怎样。潘天寿先生的成功就是这样,如果他首先不是一位思想家,他就不会创作出如此大气魄和震撼人心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中国画和中国书法。

他最具有贡献的艺术思想是“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理论。二三十年代,受西方文化和艺术思潮的影响,中国画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在艺术思想、观念上更是一片混乱。有的主张全盘西化,有的主张用西画改造中国画。我在前面评论徐悲鸿文章中曾经提到过,徐悲鸿的艺术观点是建立“新中国画”,他不承认是对中国画改良,也不是中西合璧,他一再力倡“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强调“精确”、“精密”和写实主义,“山水须辨地域”等观点。而潘天寿认为“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他还讲,如果以西画融入、改造中国画,或是以中国画融入、改造西画,都会损害两方之特点和艺术的本意。后来,潘天寿先生还明确反对“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提法以及“绘画都是从自然界来的”、“西洋素描就是摹写自然最科学的方法”等观点,强调中国画一定要建立自己的造型基础,主张摒弃以明暗素描作为中国画基础训练的教学方法,而代之以传统的白描、双勾练习…….见图一、图二,从这两幅小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潘天寿先生白描的手上功夫,更可以从白描线条中感受到我们前面所讲的线条纯净、清澈的内美。(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中国名画家全集.潘天寿>255页,著者:卢炘)。这就是潘天寿先生著名的“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理论。现在看来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的啊,但我们只要把这样的一种观点放在当时那样一种环境背景下考虑就知道他的不容易了。要知道在当时美术界、文化界以徐悲鸿为代表的一派的地位和影响是何其恢宏,所以我说,有的时候并不是谁最先认识到、认识的最深刻就成功了,而是谁能坚定的坚持到最后。

4前一段时间阅读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的《我的哲学之路》一书,先生在自序中深刻反思:“我们回想一下,这50年是否产生了哲学界大多数人公认的有创造性的“哲学家”?而且在三四十年代所出现的一批有创见的“哲学家”,为什么这50年也没有能继续发展他们的哲学思想?”问题提出之后,先生分析原因为:“从我自身说,也许我没有这个天分,但更主要是我没有摆脱中国现实社会政治对我束缚的勇气;从社会环境说,20世纪后半叶没有产生“哲学家”的条件。”所以一个人能够有勇气摆脱当时社会政治或者说是主流意识的束缚,敢于坚持自己的艺术观点是何其可贵,也正是因为潘天寿先生的“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这一艺术思想和其创作实践的影响,才使传统中国画少走了很多弯路,保持了原本意义上的纯粹。因而每一个热爱中国画的人都应该向潘天寿先生深深的鞠躬!

在这文章的最后,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件需要强调。

1963年,时年67岁的潘天寿先生任中国书法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在交流过程中,感到日本热爱和学习书法的人非常多,而且日本下一代书家的基本功非常好,大受刺激,认定必须加紧筹办书法篆刻专业。中国第一个书法篆刻专业在他的首倡下正式成立,开始招收本科生。这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潘天寿先生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迫害。1971年,再次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因为潘天寿先生的骨子里是耿直刚烈之气,再度遭受打击后愤慨之至,于9月5日不幸逝世。作为一个几百年才寥寥数人的中国画大师过早的离开了他痴爱的艺术,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大遗憾。

5由于知道在文革之前,也就是1965年,潘天寿先生还去浙江的上虞参加农村社教工作,于是在2006年5月底,我在师兄陈雨、好友陈松敏、上虞书协主席丁毅的陪同下游览了上虞的春晖中学和白马湖,在白马湖和春晖中学的对面有潘先生的老师李叔同、夏丐尊的旧居,我想潘先生在上虞的社教期间一定会去看过他老师的旧居,遂也就想潘先生去的时候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天正下着蒙蒙细雨,因为对艺术、文化先贤的追忆和叹婉而被小雨打湿了心灵的荷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