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篆书创作三人谈:石开、刘彦湖、张公者
文 韩少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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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哪位、或者那几位书法家的创作,可以代表当下篆书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准?
我无语。
再问——
假若站在书法史的高度加以审视,当下以篆书为主攻对象的书法家群体中,哪位、或者那几位书法家的创作,有能力与赵之谦、邓石如、吴昌硕、齐白石等等这些书法史上的篆书创作大师相比肩、并终将有幸成为大浪淘沙之后仅存的那几枚少得可怜的硕果?
我无语。
又问——
石开、刘彦湖、张公者,这三位书家的创作,可否应以上两问?
我无语。
……
之所以无语,是因为这三个问题确乎很难回答。甚至,竟是注定无法回答。尤其是,问者如果是抱着非此即彼的态度试图从我这里得到一个不是肯定即是否定的答案的时候,那么我只能很遗憾的任其失望了。因为我知道,面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用非此即彼、非对即错这样简单地模式化的处理方式,是很难奏效的。由此而言,我的无语、无答,也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可以拒绝对以上几个问题做出回答,但,这些问题中隐约透露出来的一些话题,还是引发了我加以讨论的兴味。我并不打算约束我的思维。至于问者,我将要展开的一系列的叙说,是否被其视为离题万里、不着边际,也就只得暂且不论或另当别论。
为什么会有人提出类似于上面那几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呢?其动机何在?
我宁愿相信提问者是认真的,提问时的若有所思并且疑虑重重的神情,让我有足够的信心能够确认这一点。正因为这样,才给予我探究他的问题之后的问题的理由。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因为,问者观照当下书法艺术创作的视角已然超越了自身所处的时代,开始站在历史的高度来思考当下时代书法艺术创作的得失与命运、探讨当下书法艺术创作在未来书法史上的定位。这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态度。我们知道,长久以来面对书法史我们当下的创作者往往是自卑的,不管是研究者和创作者、也无论他们在理性上还是在情感上是否愿意承认,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面对表征着书法史高度的那些书法大师,我们当下的创作者和研究者的目光无不躲躲闪闪、唯唯诺诺,敢于与之一较高下吗?不敢。更令人不满的是,当下的创作者和研究者都认为这个时代的书法艺术创作的整体水准无法与前辈大师相提并论,但他们不是由此而相互协作、由此而相约发奋,相反他们之间却充满了互不相让的指责——创作者指责研究者无知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提出一套理论和学说让创作者作为创作的依据和起点去与古人争雄、研究者指责创作者无能因为他们长久以来仅仅满足于临摹经典传承经典却没有能力创造经典。两者都有足够的理由。只是,他们的相互的指责,并不能让他们在面对书法史的时候更多一点自信。
除了相互间的指责,我们当下书法艺术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应该做点什么呢?首先尝试思考一些本文一开始出现的那样一些问题吧。至少,那是寻找自信的开始,当然也是必经之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当下的书法艺术创作者,究竟谁能够最终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未来的书法史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愿望。愿望,与愿望的最终实现显然是两码事。但,也很显然,没有愿望哪里还谈得上愿望的实现。到这里我可以说,虽然我没有确切的回答问者的提问也不打算作确切的答复,却也并不意味着我对他的提问缺乏敬意。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追问者不断的多起来之后,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才有一点希望。缺乏超越性的绝对高度和思维方式,历来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痼疾之一,而我们对当下时代书法艺术的一切不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无不最终终结于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仅为书法史而展开创作的态度自然不足取,但缺乏应有的历史襟怀和气度,似乎也不足取。说句大白话,对于任何一件事而言,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敢不敢做又是一回事、敢于去做未必能做到但不敢去做却注定做不到,这倒是一定的。
更值得探讨的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即,书法史最终会选择什么样的书法家?准确的说,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很多创作者,书法史的撰写者往往会凭借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他们认为需要留下来的那一部分?
有学者说过这么一段话:“但凡大著作,必有大气象;有大气象,方有大著作。哲学著作的大气象,就表现在其作者对其时代所面对的问题有敏锐的洞察和深透的理解,并以解决该问题作为自己工作的目的。”
哲学如是,书法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