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颂》为东汉摩崖刻石,高三二七公分,广二五四公分,二二行,行三O或三一字不等。额题《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内容为司隶校尉杨孟文主持修复褒斜栈道事。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汉中太守王升撰文立石,未署书者姓名。因镌刻在陕西褒城县褒斜谷石门崖壁上,故名《石门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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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初学汉隶不宜以此作范本,而应从较规整一路汉碑入手,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再攻此碑,自然水到渠成。这就要对隶书有一个历史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才好结合自己情况,由易而难,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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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言及隶书,便自然地想到两汉,这是因为隶书至汉代,尤其到东汉已完全成熟,非常完美。若就现有资料看,隶书的出现则应上朔到战国时期,四川出土的青川战国木犊,已有明显隶意,有人称其为“古隶”,因为还保留着浓重的篆书成分。之后的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简,乃至居延、敦煌等简书,显示了一个清晰的隶变过程。学隶者对此不可不知,因为我们需要丰富文字知识,增加表现手段,就必须朔本求源。这些大量的战国、秦、汉简牍,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窥探文字由篆而隶的演变轨迹、形体由来,而且由于大多是下级官吏的手迹,信手写来,饶有天然之趣,其笔墨行使转运清晰可辨,也非翻刻、传摹者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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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盛行刻碑铭功记事,以广天下,传后世,这就不同于简牍大多作为一般记载、传递功能的文字,需要操办者认真对待,此大概是隶书达到辉煌时期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存留下来的佳刻甚多,凤翥龙腾,各极其致。《石门颂》、《杨淮表记》圆劲纵逸,《衡方碑》、《鲁峻碑》方严雄厚,《礼器碑》、《史晨碑》凝炼典雅,《西狭颂》、《郙阁颂》宽博奇崛,《张迁碑》、《鲜于璜碑》古朴凝重,《曹全碑》、《孔宙碑》峻秀宕逸,《华山碑》、《乙瑛碑》谨严平实……可谓不胜枚举。其中的大多数碑刻由于风化剥蚀,又平添了一份天然情趣和金石气息,这种自然和岁月所赋予的美,是人工难以企及的。 汉代之后的隶书渐趋程式化,虽时见书刻,多不足取。直至清代,随着碑学的振兴,隶书才得以复苏,取得较高成就者有邓石如、郑簠、金农、伊秉绶、陈鸿寿、赵之谦等,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超越晋唐,直取先秦两汉,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所在,也为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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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习是学书的必由之路,犹如绘画之素描、写生。临习又是从书者毕生功课,至老不可舍弃。当然,不同阶段之临习自有不同的目的,所用方法也各自不同。譬如,入门初学必须一笔不苟地忠于原帖,如此方可得其形体,悟其笔意,练得法度,养好习惯;有了一定基础则取其意临之,或者取所需临之,如此方可心领神会,意到笔随,逐渐蜕变为自家面目;及至书有所成,仍应不断临帖,时时以古法修养手性,免得流俗之弊偷入腕底,以臻“熟后生”之高境界。6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10 9 8 7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