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颂》为东汉摩崖刻石，高三二七公分，广二五四公分，二二行，行三O或三一字不等。额题《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内容为司隶校尉杨孟文主持修复褒斜栈道事。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汉中太守王升撰文立石，未署书者姓名。因镌刻在陕西褒城县褒斜谷石门崖壁上，故名《石门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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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初学汉隶不宜以此作范本，而应从较规整一路汉碑入手，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再攻此碑，自然水到渠成。这就要对隶书有一个历史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才好结合自己情况，由易而难，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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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言及隶书，便自然地想到两汉，这是因为隶书至汉代，尤其到东汉已完全成熟，非常完美。若就现有资料看，隶书的出现则应上朔到战国时期，四川出土的青川战国木犊，已有明显隶意，有人称其为“古隶”，因为还保留着浓重的篆书成分。之后的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简，乃至居延、敦煌等简书，显示了一个清晰的隶变过程。学隶者对此不可不知，因为我们需要丰富文字知识，增加表现手段，就必须朔本求源。这些大量的战国、秦、汉简牍，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窥探文字由篆而隶的演变轨迹、形体由来，而且由于大多是下级官吏的手迹，信手写来，饶有天然之趣，其笔墨行使转运清晰可辨，也非翻刻、传摹者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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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盛行刻碑铭功记事，以广天下，传后世，这就不同于简牍大多作为一般记载、传递功能的文字，需要操办者认真对待，此大概是隶书达到辉煌时期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存留下来的佳刻甚多，凤翥龙腾，各极其致。《石门颂》、《杨淮表记》圆劲纵逸，《衡方碑》、《鲁峻碑》方严雄厚，《礼器碑》、《史晨碑》凝炼典雅，《西狭颂》、《郙阁颂》宽博奇崛，《张迁碑》、《鲜于璜碑》古朴凝重，《曹全碑》、《孔宙碑》峻秀宕逸，《华山碑》、《乙瑛碑》谨严平实……可谓不胜枚举。其中的大多数碑刻由于风化剥蚀，又平添了一份天然情趣和金石气息，这种自然和岁月所赋予的美，是人工难以企及的。 汉代之后的隶书渐趋程式化，虽时见书刻，多不足取。直至清代，随着碑学的振兴，隶书才得以复苏，取得较高成就者有邓石如、郑簠、金农、伊秉绶、陈鸿寿、赵之谦等，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超越晋唐，直取先秦两汉，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所在，也为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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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习是学书的必由之路，犹如绘画之素描、写生。临习又是从书者毕生功课，至老不可舍弃。当然，不同阶段之临习自有不同的目的，所用方法也各自不同。譬如，入门初学必须一笔不苟地忠于原帖，如此方可得其形体，悟其笔意，练得法度，养好习惯;有了一定基础则取其意临之，或者取所需临之，如此方可心领神会，意到笔随，逐渐蜕变为自家面目;及至书有所成，仍应不断临帖，时时以古法修养手性，免得流俗之弊偷入腕底，以臻“熟后生”之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