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中，大多文人都是书法名家，魏文帝《典论》：“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唐宋诸诗人中，“贺知章以书家称；王维亦有书名，且交游史惟则；其他大都为书家至友，尤以李白、杜甫、高适与李邕、张旭之交，堪称莫逆；而岑参之于颜真卿，也不失为知音。”白居易、李商隐等亦有书作，而“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在书法和诗词的创作方面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家文人。而至明清的唐寅、文征明、徐渭乃至近代的梁启超、孙中山等亦流芳名。
诗词与书法对中国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们以下面几组书法家诗人为例，更好的反映诗词格律与书法章法在文人手中如何展现中国的伟大文化，在作品中体现中国文化与书法、诗词的结合。
用书法展示本人的文学作品，自以王羲之兰亭叙为嚆矢，但兰亭雅集，主旨在诗而不在叙，当时羲之虽有赋诗，可惜未以法书面目流传。此后反各家书法多以尺牍行世，初唐四家则碑多于帖，以书法写诗则绝无。一直到了盛唐张旭才开始了自觉意识地将两者结合，并以现场表演的方式，呈现为惊世骇俗的绝技。李白的宫中行乐诗，贺知章的酒肆题诗，也都是在众目睽睽下完成，显示出诗歌的黄金时期与书法的高度合拍。虽然如此，它们终究是逞其捷才，以邀名买声，游走人间为能事，与诗心绵密抒情涵咏，未必无间。
书法与诗词的文化碰撞，形成了书法、诗词相容的民族性文化，书法中自由纵恣地气象，与盛唐诗人，特别是李白歌诗的精神风貌，盛为相似，李白《草书行歌》：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山中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辞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如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
李白以诗歌的形式写出了怀素草书的“独步”，“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如楚汉相攻战。”写出了颠张醉素等盛唐书法家的佯狂，也是李白自己思想情感的表现，书法影响着文化，唐人的性格也影响着书法。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说法是：南华经、相如赋、班固文、薛涛笺、右军帖、少陵诗、达摩画，都是古今绝艺。能跻身一流大师之列，薛涛是幸福的。薛涛是唐代名妓和女诗人，出生于成都。其父薛郧宦居成都时去世，薛涛由母亲抚养。当其及笄之年已辩慧知诗，兼撤擅书法，描眉涂粉，才貌超群，真如元稹所称：“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她与母亲生活无靠，十分艰难，故她只得早早加入乐籍，成为官妓。唐代各地官府及军镇均设有乐官，官妓居于其中。她们专为官府服务，献艺侑觞，甚至私侍寝席。当时成都的最高地方长官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特别赏识薛涛，常命她来侍酒唱和，接应宾客，可能还成为私人秘书。韦皋准备奏请朝廷任命薛涛为“校书郎”，虽未批准，但人们从此戏称她为“女校书”了。从韦皋、高崇文、段文昌到李德裕，西川节度使共历十一届，他们均与薛涛有诗酒往来，关系极为特殊。她晚年居于成都碧鸡访，宅边遍种菖蒲，建有吟诗楼，大约七十三岁去世（一说卒时七十五岁，当有误）。段文昌为她撰写了墓志，可惜未流传下来。南宋章渊《槁简赘笔》说她“有诗五百首”，她的正式集子叫做《锦江集》，南宋初期晁公武曾经藏有，他在《群斋读书志》中写道：“薛涛《锦江集》五卷。右，唐、薛涛，洪度也。西川乐妓，工为诗当时人多与酬赠。武元衡奏校书郎。大和中卒。李肇云‘乐妓而工诗者，涛亦文妖也。’”这是薛涛诗集的最早著录。北宋佚名著的《宣和书谱》中著录有北宋徽宗赵佶宫中收藏的历代法书真迹，有薛涛行书一卷，称涛：
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学，亦卫夫人之流也。美喜写己所作诗，语亦工，思致俊逸，法书警句，因而得名，非若公孙大娘舞剑器、黄四娘家法，托于杜甫而后有传也。
南宋佚名著的《悦生堂所藏书画别录》说：“贾似道留心书画，家藏名迹多至千卷，其宣和绍兴秘府故物，往往请乞得之。……薛涛《萱草》诗。”元朝杨维桢《答曹妙清》诗，有“写得薛涛《萱草》帖，西湖纸价可能高”句。明朝胡震亨《唐音癸签·集录·<宣和书谱>真迹》说：“薛涛《萱草》诸诗，行书。”可见薛涛尚有亲写所作《萱草》诸诗的行书真迹。《萱草》诗南宋归贾世道，贾伏诛后就已失传了。
清樊增祥《满庭芳》这样描写薛涛：
万里桥边，枇杷花底，闭门销尽炉香。孤鸾一世，无福学鸳鸯。十一西川节度，谁能舍、女校书郎。门前井，碧桐一树，七十五年霜。
琳琅诗卷，元明枣本，佳话如簧。自微之吟玩付春阳。恨不红笺小字、桃花色、自写斜行。碑铭事，昌黎不用，还用段文昌。
“薛涛笺”成为了书法与文学文化嫁接的桥梁，我们知道，书法的文学化、诗化，要到中晚唐诗人兼书家手上，才告成形。薛涛与蜀中才子制作了专门用以写诗的小笺格式，深化了书法的文化气质，预示着北宋文化“尚意”的文风、书风时代的全面来临：
苏轼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也是北宋诗词成就最高者，在与“唐音”相颃颉的“宋调”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书法更是代表了有宋一代的最高水平，位于宋书“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其丰腴跌宕、天真烂漫的个人风格被后人称为“苏体”。在他的传世作品中，诗词与书法的相互借鉴与结合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形式上，苏轼的很大一部分书论都用诗词的形式加以表现，而传世的书法作品也以诗为词主。另外，感情上的结合也较为显著，如他的行书名作《黄州寒食帖》，是他仕途失意，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时所写的两首五言古诗，全幅以手卷形式，字迹不拘大小，用笔不计工拙，把诗中蕴涵的沉郁悲凉的感情自然地流泻了出来，书法史上称之为“第三行书”。可见，苏轼在创作上已把诗词与书法十分自然地结合起来，为其文艺理论上的契合奠定了基础。
黄庭坚草书最为世人推重，与黄庭坚同被吕本中视为江西诗派“三宗”的宋代诗人陈师道在《何郎中出示黄公草书四首》之一赞云：
龙蛇起伏笔无前，江汉渊回语更妍。好事元须一赏足，藏家不必万人传。
黄庭坚的草书得法于张旭、怀素,用笔瘦劲婉美，雄放瑰奇，体势纵横开阖，奇姿危态百出，笔力丰遒婉畅，渗入篆意，在宋人的草书中自成一格。清代郑板桥《题画竹六十九则》赞云：
山谷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不比寻常翰墨间，萧疏各有凌云意。
黄庭坚诗、文、书、画举俱佳，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当年苏轼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由是黄庭坚名声大震。用诗词评书法和书法家，成为诗词创作的一种渠道，以书法写下诗词，也成为诗词文化流传的一个重要途径。
宋代的米芾素有狂颠之名，他曾有诗痛骂唐代书法：
欧怪诸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张颠与柳颇同罪，鼓吹俗子起乱离。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可怜智永砚空白，去本一步呈千嗤。
书法家写诗词来骂书法家，虽把唐代诸大家和祖师爷智永骂得一钱不值，但也体现了书法家用诗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的体现，其实从这诗歌“可怜智永砚空白，去本一步呈千嗤”我们还可以看出智永对唐代书法的巨大影响，为唐代书法艺术兴盛贡献巨大。
从列举的文人书家用书法和古典诗词来反映自身或借以抒发对各种社会现实中的不满和意见，尤其是薛涛将书法与文学结合而产生的“薛涛笺”，更直接体现了中国各类文化现象的融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民族优秀文化。
在整个文学史上看来，至唐宋之际，书法和诗词才完美的结合起来，使古典诗词更好的在书法中表现出来，而书法章法与诗词格律的共同文化价值文化内涵也在其结合中更好的反映出来，使书法这一种有着古老文化底蕴的艺术在古典诗歌中更具有魅力，从书法章法的神韵法度中，我们又让古典诗词的思想感情及字里行间所包含的意蕴在翰墨中体现出来，这种艺术与艺术间的融洽结合，反映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巨大包容性，及书法与诗词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的影响。
书法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诗词也不仅仅是文人骚客闲来无事时借以慰籍的产物，它们蕴涵着更多的是文化内涵，它们不应该单纯以艺术表现为中心，更应该以其所蕴涵的格律、神韵、法度、精神、气势、力度、意境为创作方向，表现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这是书法与诗词所激发出来的文化融合，书法通过表现诗人的思想感情，通过笔画的节奏、结构的变化反映字的意境，使人能够在欣赏书法艺术中体会诗歌所包含的思想感情，我们必须知道，不要一味的追求艺术的变更而遗忘了书法创作的文化底蕴，不要为了追求书法形体上的美感而忽略了字里行间所反映的文化价值，书法与古典诗词所体现的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生命精神，不仅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国力、开放等时代气象，而且反映了相对当时社会现实而言的开明、先进的政治文化：即科举、尚贤、纳谏。“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这跟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关系，与自古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升华以及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有很大的关系，跟全社会崇尚诗歌、崇尚人文、崇尚美有很大的关系，跟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象。
著名学者季羡林说，“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化，从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文化修养和宽阔眼界。” 中国诗词亦为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具有独特的传统，积淀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与人们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水乳交融。
书法与格律反映的中国文化底蕴，不仅表现在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上，更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书法和诗词共同注重“法度”在文艺领域的发展，反映了国人儒、释、道思想的融和，突出中华民族严谨、含蓄又敢于追求的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既注重文化传统的继承，又有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中华民族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明显的表现在历史上，即使是在战乱的历史期间，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教却极为重视，即使是在非常偏僻的少数民族聚集地，也“苟获小安即思兴学”，而且，官学发展的同时，私学亦盛。尽管各个政权下的教育形式、内容都有所不同，但中国文化却能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及文化环境以及多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下，形成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文化，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自然的发展成为一块无可替代的丰碑。展望未来，我们要维护或形成更优秀的文化就不仅仅是书法章法与诗词格律的融合，而必须是自然、社会、生活、文艺、体育等等各类文化的聚合，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才能保护和发展民族优秀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史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