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坛的总体风貌,是帖学与碑学的双峰并峙、相映生辉的时代。又加上追求考据功夫的朴学的出现,使清代书法篆、隶复兴,清代学者由对宋明理学的清理而上溯汉代经学,且选择证据以古为商,以“复古”为“求真”手段。考证金石、裨益经史的同时,隶书、篆书等与那些古老时代息息相关的字体比以往更受注意。这种思想,在编撰《四库全书》的作者们必然受其社会风气的影响,那就是崇高碑学,补充帖学,这样,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书法书目的提要编写过程中,在提要中的叙述就会形成一种碑学与帖学相互辉映的书法美学观。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编修的大型中国传统目录学之中对书法帖学不过份推行又不过份抑制的客观评价准则,对碑学以及金石学又加之详细的阐述,形成博大的书法史观。

对于其书法观,在其所集金石属书目开篇《集古录》提要即道出了古代书家习书的真谛:

古人法书惟重真迹。

在《钦定校正淳化阁帖释文》·十卷提要中对该书的评价之中,实则透露了《四库全书》编撰年间书风的状况:

  恭逢我皇上天纵聪明,游心翰墨,裁成颉籀,陶铸锺王。训示儒臣,详为厘定,书家乃得所指南。是不惟临池者之幸,抑亦汉晋以来能书者之至幸也。

“陶铸锺王”体现了乾隆年间对钟繇、王羲之书法的推崇,“训示儒臣,详为厘定,书家乃得所指南。”更加体现了当时社会上形成的风气,在碑学开始发展的同时,书法上追求魏晋风度的遗风仍是书坛上的主流。这一论述,我们可以从书法史上得到取证:

    乾、嘉两朝,是清代帖学书法的鼎盛时期。从张照开始,帖学书家们在摆脱了又明朝末年一直延续到康熙末年的崇董之风以后,一方面扩大了取法范围,使清代的帖学书风呈现出繁荣和丰富的局面;同时通过个人的探索和发挥,也使帖学的技法原则和审美取向获得了突破和拓展。

    乾、嘉以后,随着碑学理论的星期和书法风气的转变,帖学书法逐渐流于单调和僵化,……书坛更成碑学一统天下之势。

在《四库全书》及《提要》修撰时期,书坛正是处于一个风气转化的时代,在其取法上,固然存在着两种风格上的书风,帖学和碑学并存的局面必然促使了修撰者对书法美学的看法,在提要中我们可以看到编者对帖学的器重方面,从其所集金石碑学之书又体现其对碑学的重视方面,我们还可以具体的了解其中一些详细的书法观,如其在《书断》•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提要中云“盖当代以为精鉴矣。”之语体现其与《书断》之中的书法观有其共同的理念,由此我们对《四库提要》的书法观可略见一斑,《书断》作者张怀瓘为唐代书法家及书法理论家,他是中国书法美学史上把书法艺术称为不朽之业第一人:

    其道有贵而称圣,其迹有秘而莫传。理不可尽之于词,妙不可穷之于笔,非夫通玄达微,何可至于此乎?乃不朽之盛事,故叙而论之。

启其玄关,会其至理,即与大道不殊。……存殁光荣,难以过此,诚不 朽之盛事。

张怀瓘书法是“法象”,即书法艺术就是反映客观事物形象的,并认为,书法艺术以神采为重,而不同的书体与书法又要求神采有别,且可以表现人的性格气质、感情活动,其实,这是中国书法之所以会成为一种以展现人的心灵世界为己任的艺术形式的最基本的美学原因之一。在《石渠宝笈》•四十四卷提要亦云:

所为颐养天和,怡情悦性者,不过游心翰墨,寄赏丹青。

足以体现书法怡情悦性、展现人的心灵世界的功能。

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屡次提及张彦远所著之《法书要录》亦可看出著录者对此书的推举,共有10处之多,而且皆引用其加以论证所录书的重要或考证之用,如在《书品》一卷提要云:

然张彦远《法书要录》,全载此书,已同此本,并魏徵之谬亦同,则其来久矣。

《述书赋》·二卷提要云:

  案张彦远《法书要录》,称臮作《述书赋》,精穷旨要,详辨秘义。

《书苑菁华》•二十卷提要中云:

    然自唐以来,惟张彦远《法书要录》、韦续《墨薮》采群言,而篇帙无多,未为赅备。

《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提要云:

    其兼登众说,汇为一编,则自张彦远《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始。

《六艺之一录》·四百六卷、《续编》·十二卷提要云:

盖自古论书者,唐以前遗文绪论,惟张彦远《法书要录》为详;

这说明了《提要》对《法书要录》的推崇之高,提要对《法书要录》的评价云:

其书采摭繁富,汉以来佚文绪论,多赖以存。即庾肩吾《书品》、李嗣真《後书品》、张怀瓘《书断》、窦臮《述书赋》各有别本者,实亦於此书录出。自序谓好事者得此书及《历代名画记》,书画之事毕矣,殆非夸饰也。末为《右军书记》一卷,凡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附王献之帖十七,皆具为 释文。知刘克庄《阁帖释文》亦据此为蓝本,则其沾溉於书家者非浅鲜矣。

其作者张彦远为唐代人,史称其“家聚书画侔秘府”(《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七《张嘉贞传》),书法史上亦云:

是书,宋季《宣和书谱》已见首肯,有谓“(张彦远)尝作《法书要录》一十卷……更撰《历代名画记》为十卷,自序其右云:‘得此二书,则书画之事毕矣。’观其编次之善,果非虚语”。明毛晋集刻《津逮秘书》,曾题识称之曰:“余读其《法书要录》十卷,载汉、魏以来名文百篇,不下一注脚,不参一评跋,岂其鉴识未精耶?盖谓昔贤垂不朽之艺,后人睹妙绝之迹,自有袁昂、二庾及窦臮诸人月旦在。”至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出,遂为定论。(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

由此看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法书要录》的观点极为赞同,“其书采摭繁富,汉以来佚文绪论,多赖以存。”认为后之论书者,大抵以此为据,如此推崇此书,也极大的表明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书法美学观点。

以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书法美学观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归结:

一、对于书法史作了全面的著录,系统的反映了中国书法书目的全貌,提要对所著书目的评价可谓客观冷静,旁征博引,提要上所涉及的问题涵括了书法本体、书法性质、书法规律、书法发展、书法创作、书法欣赏、书法创新、书法继承、书家特征、学书方法等书法美学思想。

二、其书法史观反映的艺术本体的多元性质,这也是作为以史家观点来著录书目的重要方法,事实上既保证了所收录的书目的全面性,对帖学和碑学书目的收入及分析,又反映了对帖学书法推崇和对碑学的赞赏,体现其包容性。

三、全面的发展了前人的书法史观,重视法书真迹,崇尚魏晋风度,赞同书法怡情论及书为心画等观点,又严格合理的区分了字、书、帖、碑,否定了某些前人论著对此的混同混淆的状况,做到了继承与创新,做到了引进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