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魏晋流美书风
主持人(胡湛)语：
魏晋帖学行草流美书风是中国书法史上抒情尚韵文人书法的高峰和典范，从笔墨技法到神采意韵都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它的形成首先在于其时代玄学思潮造就的魏晋士人风度之于文人日常生活的笔墨迹化，而其时的尺牍竞胜、雅集高会等活动，也促成了魏晋书法笔墨形式的完成。后世书法宗魏晋，若仅仅于点画，不明于此，则难得其要旨。
自我内在精神的尊崇和追寻
□支荣慧
魏晋时期出现了一种崇尚老庄、研究幽深玄远问题学说的思潮——魏晋玄学。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在动荡不定的政治生涯中，生活与生命尚无保障，自然不再注重用于入仕进取的儒家经书。随着儒学全面崩溃，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从汉末士大夫阶层人物中生发出来的意识形态——虚诞清谈，替代了烦琐的经学，成为魏晋时代思想界的主流。正始年间，何晏谈《易》《老》，作《论语集解》，王弼注《老子》《周易》，以老庄之说释经，崇尚玄虚。他们抛弃了两汉经学的传统，重新解释天道自然，提出了“贵无”的思想体系。钟繇的一句话可以说吹响了魏晋书法以人格本体为主的号角：“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魏晋玄学作为一种人本思潮对汉代儒学的反动，推崇老庄的“无名”“贵无”，主张“名教即自然”，从而将主体由对外在偶像的膜拜转向对自我内在精神的尊崇和追寻。这种精神风貌在他们的书法里得到了真实的显现，后来人把这种艺术风貌的精华概括地称为“韵”，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美的一大典型。
王珣《伯远帖》
魏晋文人书法最重充溢浪漫色彩、飘逸流便的行草书，对后世的影响也主要在此，这也正是魏晋人因清谈玄学而崇尚简约审美理想的具体表现。随晋室南迁的世家大族，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这些贵族人物的独特情怀。能否清谈已成为评论上层社会人士文化修养高下的标准，影响了整个东晋社会的政治文化。身居庙堂时，他们也会像传统文人一样，心忧天下。但其他许多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权威，因而当回到个人的生活中来时，虽然其中也许隐藏着深深的绝望和痛苦，但他们仍不拘不执、萧然放旷、纵意自适、寄兴高远，纵情享受人生。在魏晋善谈玄学的高层文人中，许多门阀士族如王门、谢门、都门、庾门的士大夫文人均是著名的书家。他们在纵谈玄理中崇尚风流倜傥，登山临水而放荡不羁，从而敢于打破传统礼教的束缚，高扬了人生的情感内容，突出了人生的价值，书法表情达性的功能被强化，蕴含的内涵得到扩展，发生了质的变化。魏晋最具代表性的书家王羲之正处于这样一个环境，作为上层人士的他也深受清谈影响。这种渗透在王羲之书论中得到明确的反映，书法不再是单纯的法天象地的自然附属物，而成为文化的象征符号：“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因此真正体味书法三昧者，必须具备玄的心灵状态。“须得书意，转折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再清楚不过，王羲之表明玄学“得意忘象”之旨对书法渗透的程度，书法须“点画之间皆有意”，只有意才构成书法艺术表现的内在原则。再从书法创作实践来看，王羲之崇尚自然，浸淫于江南灵山秀水，放达于山水之中的清谈，造就了王羲之一代书风的新气质，“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之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天质自然，丰神盖代”。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人本思潮与书法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体内在精神的追求。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指出：“从总体来看，魏晋思潮及玄学的精神实质是庄而非老，因为它所追求和企图树立的是一种富有情感而独立自足、绝对自由和无限超越的人格本体。”卫夫人则首次将“骨”“肉”“筋”引入书法审美领域，从而将书法从大自然的依附中解脱出来，渗透着玄学文化的参与。王羲之《书论》有“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深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钩，或上尖如枯杆，或下细如针芒，或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或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之说。显然，这种以人格特点类比书法气质的思维方式是受到东晋人物品藻风气的影响，并明确地反映了书法艺术的审美功能。这种审美功能摒弃了魏晋以前强调艺术教化的实用功能，而将其与人格精神联系起来。诸如骨气与风韵、骨势与媚趣、形质与神采、姿态与法度等书法理论中最早出现的几对范畴，亦无不与人格象征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点画——笔法不仅要融注进书法的主体精神——意，而且从中还要表现出对自然——道的体悟。书法的人格象征化使书法艺术的内涵不仅超越了技巧的表现，也超越了对自然美的抽象和升华，而表现为人的心灵精神的映现。这是自汉末发端以来到魏晋时代书法艺术彻底进入自觉时代的标志。
王献之《地黄汤帖》局部
道家崇尚自然的观念同样来自老庄的思想，因而在清谈玄学氛围中生活的魏晋时代的书家，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很自然的。王羲之留下的《乐毅论》《道德经》《黄庭经》，杨羲所书《黄庭内景经》等即为佐证，或本身为道家经典，或表现了道家色彩。魏晋时期的佛教同样吸引了众多门阀士族，并开始注意以儒、道解释佛家的经义，因而佛经的内容也渗入了玄学清谈之中。以东晋高僧支遁为代表的一大批僧人书家，文献记载均善书法。
在南朝的书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玄学清谈影响下，人们的审美认识是怎样折射出人格精神光辉的。在魏晋玄学直接影响下，南朝“气”“神彩”“骨”“妙”等审美范畴也随之建立起来，成为中心语境，表达的是对书法本体的生命关怀，这是书法理论的一个伟大内在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