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初期有这样一个书家，他在当时备受推重，甚至掀起一阵流行书风，就连宋太宗也曾经向其请教过书法，但是却遭到了后世书家的诘责。他就是北宋初期的翰林侍书王著。目前学术界关于王著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研究《淳化阁帖》的时候提及王著。专门研究王著书法的文章有几篇，其中李慧斌先生、赵紫文先生合撰的《宋代翰林侍书王著生平及其书法诸事考辩》[1]一文，对王著的生平及生卒年进行了让人信服的考证，在对王著的书法研究上，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深入对的挖掘。笔者在此研究基础上，对王著书法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考察，重点探究王著对北宋初期草书书风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忠于职守
王著是北宋初期的“翰林侍书”。“翰林”即指的是“翰林院”;“侍书”是侍奉皇帝学习书法的官员。“翰林侍书”一职在宋代是御书院的属官，但在宋代只有王著一人做过此官。宋太宗选择王著任翰林侍书一职，一方面是王著自称是王羲之的后人，得“二王”书法精精髓，而宋太宗对“二王”书法又较为倾心，所以王著的书法自然会得到皇帝的欣赏。另一方面，王著是由蜀入宋的降臣，优待降臣是北宋文化政策，不仅可以显示出宋太宗本人的圣明，而且借此机会可以让降臣忠心的为本朝服务。
教皇帝学习书法是王著的职责，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例如朱长文在《墨池编·续书断》中就有着详细的记载：“(宋太宗)始即位后，募求善书者，许自言于公车，置御书院。首得蜀人王著，以为翰林侍书，时吕文仲为翰林侍读，与著更宿禁中。每岁九月后，夜召侍书、侍读及待诏书艺于小殿，张烛令对御书字，亦异寻采外事，常至乙夜而罢。是时禁庭书诏，笔迹丕变，刬五代之芜，而追盛唐之旧法，粲然客观矣。”[2]不仅要留宿禁中、私人行为受到了限制，而且还经常被宋太宗在深夜召来学书写字，宋太宗学习书法的热情可见一斑，作为翰林侍书的辛苦也是一般人不可想见的。
王著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会因为皇帝的至尊而阿谀逢迎。他对宋太宗书法提出的建议是直言不讳：
太宗听政之暇，尝以观书及笔法为意，诸家字体，洞臻精妙。尝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尽善也。”太宗临学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诘其故。著曰：“帝王始攻书，或骤称善，则不复留心矣。”久之，复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能所及。”其后，真宗尝对宰相语其事，且嘉著之善于规益，于侍书待诏中亦无其比。[3]
王著对宋太宗的“善于规益”，以及宋太宗的虚心学习，在后代的文献中多有记载，而且基本上都是持肯定和褒扬的态度。这样不仅宋太宗本人的书法大有进步，而且在这种权威的带动下，整个社会上学习书法的风气较五代初相比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王著的侍书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王著的喜好往往能直接影响皇帝的审美趋向，皇帝的意志又借此风化天下。
但是在众多的赞美声中，宋代的朱长文似乎持有不同的看法。其《续书断》曰：“真宗常言于辅臣而嘉之(即王著)。噫!书特一艺，而圣贤之余事耳，当其未至，则端士犹不敢谀言溢美，况天下大政，或志于谄，而不以实对，乃知微之罪人也。”这里朱长文的看法不同于以往对王著的赞美声。如果赞美宋太宗的书法，王著担心宋太宗自此产生自满的情绪，对书法的学习就没有了上进心，所以王著选择了先否定后肯定的教学方法。从单纯的教授书法来看，王著这样的行为无可非议，甚至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但是朱长文站在儒家卫道的角度上，认为就连学习书法这样的小技的问题上，王著都没有对宋太宗说实话，即“不以实对”。朱长文认为若是从政治上讲，王著的行为很可能会有碍于士大夫诚恳进谏。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即艺术的纯粹和艺术的附加。若是单纯的学习书法，王著的这些行文都是无可厚非的。若是附加一些额外的政治观念，就是对书法价值的扩大化。从这一点上看，朱长文的观点未免过于偏激。王著的直言进谏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2.摹刻《淳化阁帖》
后人对王著非议最多的，不是他对宋太宗的“规益”，而是他主持编著并摹刻到枣木板上的《淳化阁帖》。关于《淳化阁帖》的研究，笔者在后文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这里要讨论的，是王著在选择作品时为什么以行草书为主。后人在论及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是把错误的原因归于王著个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淳化阁帖》选帖的主流字体是行草书，其中以“二王”的行草书居多，米芾对这种现象颇为感慨：“余尝于检校太师李玮第观侍中所收晋帖一卷，内武帝、王戎、谢安、陆云辈，法若篆籀，体若飞动，著皆委而弗录，独取都惜两行入十卷中，使人慨叹。”[4]米芾感叹的，是王著对隶书、篆籀等作品没有收录，而是选择了行草书。
王著自身的审美和风格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淳化阁帖》产生这样的影响。王著自称是王羲之的后人，以“二王”书法为指归，这样他在编著《阁帖》的时候，自然会偏重于选择“二王”书法。如果细加分析，王著对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也不是全部接收。例如王羲之的《初月帖》、《姨母帖》这样古拙的作品并未收录，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王著本人的审美倾向。黄庭坚曾经评价王著的书法是“美而病韵”，相应的王著在取法上就应该偏好流美妍媚一路的行草书，对于《姨母帖》这样古拙一类的书迹，王著应该是不喜欢的。
虽然王著本人的审美倾向会影响到《阁帖》书迹的选择，但是《阁帖》毕竟是在皇帝的命令下摹刻的，宋代初期的书风以及宋太宗本人的审美喜好，对《阁帖》内容的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唐代以降，“二王”书法的“不激不厉”和平正中和，被众多的帝王赋予了正统楷模的地位。宋代建国之初，依照这种思想上的惯性，选择“二王”书法作为楷模是历史的必然。再者宋太宗本人也非常喜欢行草书，尤其是“二王”的行草书。
所以，《淳化阁帖》中以“二王”行草书为主的这种现象，应该是朝廷意志与王著本人的审美一拍即合的结果。后人在评鹜的时候，不能只诘责王著本人。王著仅是翰林侍书，在皇命大于一切的北宋初期，王著也不得不服从政治的需求。
3.“小王书”对北宋初期书风的影响
王著的书作只是见于著录而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通过文献窥想王著的书法风格。在已经被毁的王著《草书千字文》后面有这样一段跋文：“著书虽丰妍熟，终惭疎慢。及是御前，莫遑下笔。著本临学右军行法，然后浸成院体，今之书诏，盖著之源流。”“院体”中的“院”，是翰林院的简称，作为翰林院的翰林学士，不仅要擅长词赋，而且要工书。作为皇帝欣赏的翰林学士，他们的书风必然要符合皇帝的审美风尚，而崇王书法一直延续到宋初。[5]周越说王著的书法“浸成院体”，是指王著的行草书学习王羲之，但是把大王的字写得近于模式化，体势弱化，没有神韵，这样就会产生圆熟妩媚的“院体”书风。
另有陈槱在《负暄野录》中“小王书”一条说：
世称“小王书”，盖成太宗皇帝时王著也。本学虞永兴书，其波磔加长，体尚妩媚，然全无骨力。方上集刊法帖时，著预校订，识鉴凡浅，不无谬误。如列王坦之于逸少诸子间，意谓名皆从之。殊不知坦之乃王述之子，自太远王耳，非琅琊族也。黄长睿《志》及《书苑》云：“僧怀仁集右军书唐文皇制《圣教序》，近世翰林侍书辈学此，目曰院体，自唐世吴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中都习书诰敕者，悉规仿著字，谓之“小王书”，亦曰“院体”，言翰林院所尚也。[6]
陈槱是南宋人，所以他说的“近世翰林侍书辈学此”以及“今中都习书诰敕者”，应该是指的南宋时期的书法情况。在南宋时期社会上都在学苏轼、黄庭坚、米芾，但是翰林院仍然流行着王著的书法，这样可以看出，“院体”书法只在翰林院使用，书风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院体”书法的成就并不太高，王著把王羲之本来极有活力的书法，写的失去了神采，徒剩字形。在宋代一直标举“韵胜”的文人书家看来，这样的书法缺乏新意。
王著的书法被时人称为“小王书”，一方面是因为王著自称是王羲之的后人，另一方面是当时翰林院中书写诰敕时候，都是模仿王著的书法。不难看出来王著的书法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陈槱这里认为王著的书法学的是虞世南，这与周越说的王著学习虞世南并不相矛盾，因为虞世南学的也是王羲之书法。把王著的书法与王羲之相比较，称之为“小王书”，可以看出对王著地位的肯定。
王著在北宋、南宋的影响都非常大，一方面是主持摹刻了《淳化阁帖》，另一方面是其书法被称时人为“小王书”，在翰林院颇为流行。虽然对王著的书法有很多非议，但是其在北宋的影响是不可忽视。
本文来自墨友【李岩岩】供稿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书法文献专业
本文发表在《青少年书法报》2014年第28期
[1] 李慧斌、赵紫文《宋代翰林侍书王著生平及其书法诸事考辩》，《青岛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5月第2期，第81-85页。
[2](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九，《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277–278页。
[3](元)脱脱等编著，《宋史》卷二百九十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9872页。
[4](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856页。
[5] 关于“院体”在北宋发展情况，可以参看董家鸿《唐宋时期院体书法考述》，见于《东方艺术》，2006年04期。
[6](宋)陈槱《负暄野录》，《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73页。